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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那有长度的行动
强调回到这个世界，指出文学本身也是一种世俗活动，并不等于说文学只能停留于这个世界的表面，或者为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提供辩护，不加批判地认同现存的精神及道德现状，相反——事情仅仅变成了：如果是这个世界中的问题，能不能尽量在这个世界中得到解决?如果是这个世界中缺陷，能否在这个世界本身得到改善?在审美体验中所产生的升华结果，能否重新带回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增益?比如王一川教授引用的那些西方哲学大师们，他们对这个世界指出的问题，能否在这个世界解决当中令其部分地得到解决?事到如今，我们已经不会指望有某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也知道许多问题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作为，只有采取“瞬间的”逃脱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和人性的不幸。如果有意义的事情只有在审美活动的“瞬间”才能完成，那么一个人其余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有任何令他振作的事情?抑或既然这样，他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不需要在自己的行为中放进有意义的尺度?也不需要向年轻学生推荐富有意义的尺度和行动?这些都是题外之话了，但它们也许是王一川教授与我的美学观点分歧背后更为深刻的分歧。
而这里所需要的是继续坚持文学、美学的立场，坚持运用美学、文艺学所需要的框架加以表述，即在这个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它之外)，文学如何构成与现存现实之间的张力?审美活动如何造成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
不妨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这位古典的世俗大师的表述。说了许多年的“人文主义”，但是对于这位人文主义源头上的人物，我们仿佛并不愿意与之亲近。亚里士多德是在与柏拉图的对话中阐述自己的立场的。与柏拉图摹仿“理念”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将摹仿的对象转向这个世界，尽管它看起来是那样脆弱和不稳定。然而并不是每一位将这个世界押上韵脚的人，都可以称作为“诗人”，比如恩培多克勒曾用六音步长短短格写过一部著作《论自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此人“与其称他为诗人，不如称他为自然哲学家”13，而同样运用韵文的荷马则不可与之相提并论，荷马之所以符合“诗人”的标准在于“摹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14。将这个立场加以贯彻，那些主要是描写自然的诗歌以及抒情诗，甚至不作为亚里士多德讨论诗艺的对象。
用今天的话来说，亚里士多德主要涉及的是叙事文体。他心目中的“诗”主要是古希腊的史诗与悲剧，所谓“诗人”首先是“悲剧诗人”，即“摹仿者”。他认为悲剧高于喜剧，前者是他着力阐述的对象。他给悲剧所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5。在一系列修饰语之后，重心落在了“行动”上面。对于“行动”的摹仿，才是悲剧的存在的核心。而所谓“行动”，当然是人的行动，是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行动、业绩及所产生的影响;与之相关的世界，则是从人的行动方面来理解的世界，那是一个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人间舞台。亚里士多德其他方面的论述可以补充说明这个世界——有关政治、伦理、美德或公民行动的领域，它们都是从自然之外建立起来的那个人工世界。它显然有别于纯粹是大自然的世界，有别于那些风光风景，那些烟雨迷蒙的山峰、荒芜寂寥的田野、一片原野或一朵花;并只有在于它们的区别当中才能够建立。对于熟悉从一朵花开始自己的美学历程的人们来说，如何将人的“行动”作为审美对象，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它也许是一个陌生的、需要花大力气来讨论的一个话题。
什么是“行动”?为什么人的“行动”如此重要，如此值得关注?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议题。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学说。对于这位古希腊圣贤来说，他在处理人的活动方式时，并没有简单地与动物的活动方式加以隔离。据美国伦理学家兼政治学者玛莎·纳斯鲍姆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几乎创造了“欲望”(orexis)这个词，这个及物动词的原意为“伸出手去”、“伸出”，它指向并意欲得到世界中的某个对象，因而这是生命存在(包括人与动物)的基本形式。即使是人类的理性行动，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一种拥有指向性的活动性质。因而，“理性行动是一种选择性的‘欲求’，就像其他类型的动物运动一样，理性行动指向被认为与动物需要有某种联系的对象。”16而如果人的生命及理性首先是指向这个世界，那么行动则是一切人类活动中更为根本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17。
为什么“品质”反而没有“行动”那么重要?难道不去重视“品质”而要重视“行动”吗?一个人不是出于某种品质才去采取某种行动?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品质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人先天拥有的，既不是神赐也不是他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才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行动实践决定了他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因此，品质取决于行动，而不是行动取决于品质：“我们必须先进行现实活动，才能得到这些美德……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品质是来自相同的现实活动。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相区别。”18因此看待一个人，不是看他心里想了什么或者嘴上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行动，以他那些看得见的行动来加以判断。
“品质”如此，同样“性格”也如此。它不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某个神秘之物，在需要的时候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脱离“行动”而单单看其“性格”，是站不住脚的。比起“行动”来，“性格”与“品质”都是第二性的：“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格，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才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此外，没有行动即没有悲剧，但没有性格，悲剧却可能依然成立。”19其中对于“性格”的说法，可以看作一个“前古典主义”的立场。只是在保守的古典主义那里，性格才被弄成“典型”这样既定而封闭的存在，并被推上了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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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9-07-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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