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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认为麻城的暴力倾向实际上为晚期中华帝国和民国的官员和文人所欣赏。这种欣赏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相联系，并与集体记忆、地方史的记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麻城历史上，有两个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一是崇尚英雄、武侠、好汉，二是对鬼神的敬畏(根据人类学家武雅士[Aahur Wolf]的研究，中国人崇拜三种对象，即祖先、神以及鬼，而祖先与家庭、神与官僚、鬼与陌生人经常联系在一起，分别代表了人们在社会中的三种关系)[5](131-182页)，罗威廉的研究探索暴力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分析历史的记忆，观察一个事件是怎样被记叙的，怎样传下来的，又怎样为人们所解读的。不同的记叙、传播以及解读是怎样反映了人们政治目的和现实语境。罗威廉试图解释，麻城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流血事件，是由于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以及其特殊的文化传统。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这个高山之要隘。清政府对麻城的战略地位向来很关注，唯恐发生任何可能演变成大规模反清民变的骚乱。但显然，并不仅仅是地理因素。事实上，在地理上麻城与其他中国县有相同之处，它对全国也没多大影响，不像南京、北京、上海、汉口等那般重要，地理位置不见得多有利。而除地理因素外，特殊文化传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不断撰写的地方志和其他文化记忆载体，如民间歌谣、传说、地方戏、诗歌、武术和民间宗教传统，还有各种历史遗迹与遗址。“地方集体暴力的结构与复杂的、历史上形成的模式一致”[1](324页)。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冲突，西南经济中心与山地边区(如东山)之间的冲突，是地方的经常现象。这种经常现象不过是中国暴力文化的一部分。
从元末到抗战爆发，麻城经历了两个繁荣时期。一是明代中期，外销性农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科举和文化的成功。二是盛清时期，得益于商业的发展。但之后，其在政治和文化上就逐渐边缘化了。虽然两个时期都遭受经常性暴力，但它们却显示了麻城权力的不同结构。在前一时期，中心和西南地区富裕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士绅组成巨大的、相互通婚的宗族。在第二个时期，虽然大宗族仍然握有财产，但他们的权力受到受教育程度远逊于己的地方强人的挑战。罗还发现，当地社会的三个显著特征，基本上都形成于明中叶麻城经济繁荣和科举高中的高潮期。首先，大宗族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组织中最重要之势力，即使到了20世纪初仍然如此。其二，土地的集中造成大量奴仆和佃仆，奴变经常发生。社会的不安定促成了地方精英的武装，他们安营扎寨，经常不受地方官管束。与全国其他县相比，麻城佃仆数量最多，这一点到民国时期仍有体现。奴变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其三，17世纪初持续的动乱，促使当地精英为了自身安全高度武装化，营造更大山寨，这种以山寨为中心的聚居地，成为麻城基层最重要的地方组织。该县各地都有此类山寨，如东山地区形成了一个山寨联盟，史称“四十八寨”，但实际包含了数百山寨。此类山寨在明末事实上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治，在清代才逐渐瓦解。另外，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和当地历史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中国这一地区的一种暴力传统。在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流传着许多有关暴力的故事，而方史家和方志编撰者也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时而把其间的人物描绘为英雄人物，时而又把他们贬斥为盗贼土匪。
因此，如果说韦思谛[Stephen Avrill]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最新著作考察的是比较直接的政治环境，那么罗的这个研究则是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6]，进而去发现何以某些地区能够成为革命基地。譬如东山民变便是罗威廉重要考察对象，他借此来观察生态和社会环境是怎样造就了暴力行为。东山民变是17世纪70年代三藩之乱时以麻城为中心地区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其大致情形为：一个名叫黄金龙的“妖人”多年来往返于各地山区，宣扬反清复明思想，试图发动一场民变。1674年新年刚过，黄金龙便出现在麻城，挥舞“宝剑”，手持“天书”，宣称自己的神通。东山强权人物刘君孚将其庇护在自己的山寨中，该山寨位于麻城与黄冈县交界的曹家河村。虽然他有时乐意庇护像黄金龙这样的亡命之徒，但也会让手下把一些进入其势力范围的匪徒押送报官，以获官府信任。刘青黎是刘君孚的外甥，热衷于参与反清活动。据说此人曾拜谒过吴三桂，有可能因此刘君孚获得吴三桂的伪札，命其在东山起事响应。随后，刘青黎利用当年四十八寨反抗的历史鼓动并依靠黄金龙多年来建立的信众网络，有计划性地寻求鄂东以及豫、皖、赣等省邻近山寨强人的支持，宣称这是“官逼民反”。由于刘君孚认为这有助于增强其权威，从而被外甥拉人反叛。据说他直接间接地控制了数万人的武装。关于刘君孚即将起事的传闻四起，这加剧了麻城社会内部的分裂：当地精英与县衙官吏之间、效忠清廷与效忠明朝的士绅之间、县城士绅与山寨强人之间、长期不和的山寨之间等等矛盾开始激化。起事计划为另一山寨的仇家报官，刘君孚不得不仓促起事。而其他各寨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起事者，都率众退入山寨。麻城的官吏呢?在得知东山民变发生后，他们犹豫不决，竟在县城坐等有可能发动的围攻。
在这样一场涉及人物众多的历史事件中，罗特别关注的是麻城历史上的“名吏”于成龙。1674年仲夏麻城民变酝酿之时，湖北巡抚张朝珍将于成龙从鄂南召回以平息叛乱。于向各寨堡主发布一系列告示，保证不会派大军围剿。张朝珍接受于成龙的建议，宣布赦免悔过的士绅。在记述招抚五月刘君孚起事的官方文书中，于成龙几乎没有提及刘君孚的反满行径，以免妨碍对刘君孚等人的任用。他也没有提及“妖人”黄金龙，也未提刘君孚助黄金龙潜逃，以免将刘君孚与三藩之乱联系起来。但对于人数众多的“叛仆”参与，于成龙要求奴仆忠于主人，严厉惩罚俘获的叛仆。于成龙的新盟友刘君孚和其他地主武装帮助镇压反叛，成千上万的叛民及其家人被杀。虽然于成龙一再要求他们不要滥杀，但收效甚微。10月底于成龙逮住了黄金龙，为平乱划上圆满句号。于成龙将他问斩，砍下头颅送武昌邀功。11月，于成龙在黄石镇召集百姓，告谕东山民变的终结，并赋诗一首：“龟山已平，龙潭已清。既耕且织，万世永宁。”[1](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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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08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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