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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廉蔺列传》中说赵王与秦王会干泥池的情形，若按春秋时题两君相会的习惯，双方应该是彼此“赋诗”的，但那次筵会上却只是赵王鼓瑟，秦王击备，这固可以说是战国人对春秋古例的破除;但从另外一面来讲，如果除开两君互使对方当乐工来相贱这一层不谈，单看它只用乐而不用诗，也可以说这是对更遥远的古代制度的恢复。因为在历史记载中，献乐以表意要比献诗早得多。《汲累纪年》：“(夏)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干王门，异保塘会干上池，诸夷人舞”：《后汉书·东夷传》：“自(夏)少康氏以后，世服干化，遂宾千天门，献其乐舞”，都是说，在遥远的夏代，国家之间是以单纯的乐舞来酬醉交际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音乐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意识形态，它是原始社会的灵魂，是崇尚巫术的初民达到人与神、人与人之间交通的途径(《乐与乐神》，载日本《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24号)。乐，作为后世一切社会上层建筑的原始母体，不但文学是由它产生的，甚至我怀疑语言这种古老的交流工具的产生都不会在它之前。如果再大胆一点说，正如远古时的文字与图画本无区别一样，语言与音乐在那时也许就是一个东西。汉字在古代称“文”，它兼有文字与图画两层意思，同样地，古代的“言”、“音”二字也曾相通。中国的历史发展有浸润性的特点，它不以否定、破坏原初形态的方式来演变，而是在保留原初形态的基础上缓慢的生发和展开，故从我国现存的文化形态中能较容易地见到原始的影子。我们所用的汉字，一直未脱离象形图画的结构，这是众人所周知的;可人们似乎没有注意，我们现在的言语的发音—四声，也一直未脱离音乐的结构待点。因为四声中除却第一声以外，都是由多个音阶间滑动过渡、折转变化而构成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那么我们每一字的发音就是一首乐曲。这种现象的确很耐人寻味。如果联系古代人有关“乐语”的传说，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因此就得出言语是由音乐中生出的结论，但起码这种猜想也是有根据的。不过，因为本文不是重点谈这个间题，枚只将这个猜想简单提出，留待以后再慢慢探讨。
二
汉儒讲古代以诗来补察时政，有“采诗”之说。如班固《汉书·艺文志》：
《书》日：诗言志，歌咏言。：佼哀乐之心感，而歌味之声发。”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又，《汉书·食货志》：
春秋之日，群居者将散，行人(采诗官)振木铎询于路以采诗。
稍后的经学家郑玄，在住《礼记·王制》中的“命大师陈诗以观风”时亦云：“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 后人因局限于“诗”的经学意义，又见先秦典籍中无明言采诗者，所以对这种说法提出怀疑，卢文粥《抱经堂文集》二四《名问》：“以‘陈诗’为‘采诗，，是康成之蔽也”。近人徐中舒认为，所谓“采诗”，是汉人根据汉武帝以来所建立的采风制度而向前推想出来的(《汉书。礼乐志》谓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艺文志》谓“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换句话说，是他们杜撰出来为本朝的乐府制度作根据的(参见《幽风说》)。
其实，先秦典籍中虽无采“诗”，却有采“谣”之说，《国语·晋语》载范文子云：
吾闻古之王者， 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所谓“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就是采听民间的传言与歌谣来分析。谣，即“徒歌”，亦即无乐器伴奏而空口唱出来的歌，它与《诗经》中的那些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诗·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可见《国风》中的歌本来也是谣，只是搬到上层社会的樱燕仪式上，有了金石管弦的伴奏，也就堂而皇之称为“诗乐”了，所以采诗与采谣，大可不必拘泥于字面。问题是，民间的歌谣，在古代何以起到补察时政的作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颇具理性色彩的，他认为：因歌谣都是歌人有感而发的，‘白反映人民的心声，所以王者才用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种说法，是与他在论及汉代乐府时所说的“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的说法是一致的。而《国语》中所述的采谣，其用途却在于“辨妖祥”，也就是占卜吉凶。固然，王者占吉凶，最终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将歌看成是人的产物，是民心的表现;而后者却将歌看成是天的产物，它代表夭意，是冥冥之神对为政者的一种谴告。前者是站在一种理性的立场上，而后者却出于一种敬天事神的蒙昧意识。
先秦典籍中，取歌谣来卜吉凶的例子不少，如《左传·禧公五年》：
晋侯围上蔡，问于卜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日：“何时了”对 曰：“童谣云：‘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脐，鹑之赏贡。天策淳淳，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 时也。”冬一卜二月丙子朔，晋灭虢。
《国语·晋语》亦载：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于外，国人诵之日：“绮兮违兮，心之哀兮， 岁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家嗣其誉乎?其数告于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
这就是“辨妖祥于谣”，在这里，阐释者都把歌谣看成是老天的一个预言。而对歌的这种神秘看法，正是从古时人们对“乐”的神秘看法来的。在以巫术为支柱的上古时代，音乐在人们的眼中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神赐的力量，一种此岸与彼岸、人与神交通的桥梁，人通过乐来乞告、控制神灵，神灵也通过乐来传达自己的意旨。故那时的音乐有两方面的应用，第一个是祭祀，第二个便是占验。关于以乐来祭祀的情况，在我国历史典籍中可谓比比皆是，古人祭天祭地、祭神祭祖都离不开音乐，《礼记·郊特牲》云：“声音之道，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诗经》中飞的《颂》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嘎嗅厥声、肃郎和鸣，先祖是听”(《诗.周颂，有替》)，人们相信音乐有动天地，感鬼神的力量，故用音乐乞风：“建鼓制磐，以通山川之风”;用音乐求雨：“合八风之音以为圭木之曲，以招气雨、生万物”(《路史》)。人们相信好的音乐可使神灵降福，从而让国家兴盛，人民安康：“德音不想，以和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国语·周语》);而坏的音乐可触怒神灵，使之降灾，从而使国家饥懂丧乱，甚至亡国。古传夏与商的灭亡，都是因为他们的侈乐“摇溢康乐，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乃弗式”(《墨子·非乐》)。《书·官刑》云：“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样，其家必坏丧”，正是从这个角度对人提出的警告。《韩非子》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卫灵公将去晋，夜宿蹼水之畔，闻水中传出优美的乐曲，乃召师涓听而记之。到了晋国之后，在与晋平公饮燕时，命师涓献弹此曲，曲未终，晋国的音乐家师旷忽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他听出了这首乐曲就是商末的师延为纷王所作的“靡靡之音”，“闻此声者，其国必削”，晋平公不信，乃命师捐把曲子弹完，结果曲调刚止，“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姐豆，骡廊瓦……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瘾病。”这一夸张了的传说，正反映较古时对音乐与神、与人们命运遭际之间关系的神秘观念。也正因为乐与天意、运命有这样的联系，故察乐可以预知命运，于是人们也就用乐来占验。《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玄注：“兵书日：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失，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甭，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徽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又，《左传·哀公十八年》载：“楚师伐郑，“二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徙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云：‘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凤，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这都是以乐声来占卜军事力量和战争的胜负。《国语·晋语》：“平公悦新声。师旷日：‘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也”，这又是从乐中瞧出国运将衰的征兆。所有这些例子，当都是较古时以乐为卜的习惯的遗留。后来的“辨妖祥于谣”，只是将占卜所依据的材料从乐曲转移到歌词上去了。大抵适用于占卜的材料，必须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生于自然，其二是无确定的意义。而民谣与儿歌正符合这两个要求，它们产生于自然感发，天机自动、天籁自鸣，不是奉命写出的，也不是有意照个题目想出来的。而由于歌谣以声音为主干，只重顺口，不重义完，故在辞义上也有相当的模糊性，这就正好为卜者的各种解说提供了很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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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12-2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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