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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秦儒家的经典一共有几部?这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小的争论。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第一个尊儒的皇帝汉武帝虽“罢黔百家，表章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但只立了五经博士(易、诗、书、春秋、礼)，原因是在遗存的先秦典籍中没有找到《乐经》的影子。是《乐经》这部书在先秦压根儿就没有，还是先秦曾有而秦后亡佚，人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礼记·经解》云：
孔子日：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是托名孔子，讲当时对人的六种教育：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后来也称六教、六学或六艺)。而篇名既叫“经解”，则可见六种教育必定是以《诗》、《书》、《乐》、《易》、《礼》、《春秋》这六部经典为依据、为教材的。受《礼记》的影响，不少人也就持“六经”说，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言”;《汉书·艺文志》：“逝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等等，都是这类说法。那么六经中的《乐经》哪儿去了呢?沈约《宋书·乐志》云：“秦焚典籍，《乐经》用亡”，又，《经籍考》引应动云：“周室陵迟，礼崩乐坏，重逍暴秦，遂以阀亡”，都认为《乐经》曾有，秦火之后才亡佚。而对这种说法，至少在唐代就已经有人提出怀疑，如《文选》李善注云：“经本有五，而又立乐，故云六经也”。但他只是说儒家的经典本有五部，至于为什么要“立乐”，乐与经典究竟有什么关系，则一概没提。这个问题的澄清要归功于宋儒，他们通过研究，比前代更深刻地发现了《诗经》在古代的声歌性质，从而指出六经中的“诗”与“乐”，名虽为二而其实为一也。薛季宣《薛浪语集》卷二四《答何商霖书》：“诗，古乐经，其文，古之乐章也”。原来，先秦儒家经典中根本就没有《乐经》这部独立的书，所谓“乐”，只是含在《诗经》中的乐曲、曲调而已。清人对此辩之甚详，如黄宗羲《南雷文集》卷三《乐府广录序》：
原诗之起，皆因于乐，是故《三百篇》即乐经也，儒者疑别有乐经，秦火之后无传 焉，此不知诗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朝夕讽咏、更唱迭和，节以钟磐、袋鼓， 和以琴瑟笙箫，则感触天机，自不容已。今学者只玩其文，所得浅登，诗虽存而实亡， 故乐亡也。
邵赘辰《礼经通论》亦云：
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三百篇》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中，故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不言乐也。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
古时的《诗经》，不是三百多挑纯粹的诗，而是三百多首乐歌，《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r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i之音”;(( `}f_'：子·公孟》中也早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说明古i付对诗经不坦吟唱，而且还有伴奏和舞蹈，这与《虞书·舜典》中所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悦法是一致的。我们读《左传》，如果注意其中“歌诗”、tc赋诗”时所引述的篇名和诗句，会发现它们大抵不出今所存之《诗经》的范围，这说明早在二千四五百年以前的春秋时期，社会上所流传的《诗》大致就是现存《诗经》的样子，但《诗》在当时既然是歌，那么除了歌词之外，每首歌还应该有固定的乐谱、曲调。春秋时代是竹帛文字已有较广泛应用的时期，则歌词的流传，除了厂!耳相授以外，是可以著于文字来加以书而保存的。可是对固定歌谱的书面保存，一般的文字不顶用，非得有文字乐lei不可。而我国只有到了汉魏之交时才发明了简单的文字谱(见吴钊等《中国音乐吏略》第二章)，汉魏以前，歌谱的流传除了口耳相授，别无它途。而只靠一代一代的活人的嘴来传曲，则极易因社会习尚的变化、新老歌手乐工不继而断传。这就是《诗》到后来只剩下歌词，而曲调亡佚的原因。《诗经》歌谱的亡佚与秦火无关，早在战国时期，典籍中已找不到歌唱诗经的记载，说明那时人们已经把它的曲调完全遗忘。当然，这种遗忘也有个过程，史籍告诉我们：乐谱离诗而淹灭，在春秋时便已经开始，换言之，春秋是诗乐半存半亡、由存到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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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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