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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尤感兴趣的是赫勒对日常生活与艺术区别的论述。她具体讨论了以下诸层面的差异:第一，日常生活常常是拜物的，它把事物和惯例作为给定的、按既定的形式来加以接受，但它不追究事物的起源。艺术则不同，它追究起源，并提升到类的水平。第二，日常生活常常是缺乏激情的，或至少激情并非总是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必要因素。但在比较的意义上说，艺术通常是需要激情的，这与日常生活的强制特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激情迸发造就了艺术的独特面貌。第三，艺术最初来源于日常需要，后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取得具有独立价值的对象领域，“其本质特征在于，它们不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体的直接利益具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艺术的“目标既不是特别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也不是教育人们。”[18]纯粹的审美价值便由此形成。第四，艺术本质上说是无功利性的，它超越了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目标和有用性，因此它可以把受众提升到类本质的高度，引起人的强烈共鸣和震撼，所以，“一件艺术品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和我同世界的关系”[19]。
尽管赫勒非常重视审美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和提升，但是她对此又持相当的怀疑态度，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判然有别。她指出了两个值得深省的问题:其一，在审美状态中，欣赏者虽有精神升华和净化，但是，“在欣赏之后，欣赏者没有任何变化，又回到了与艺术根本不同的日常生活。艺术自身不能使生活人道化，但是在存在着使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人道化的渴望之处，艺术可以提供尺度，它可以为这一事业提供感情和理智的支持。”○20这就是说，艺术充其量只是一个参照物，一个希望的乌托邦，它并未给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实际的变化。这种观点与马尔库塞新感性和意识革命之潜能的理论相去甚远。其二，她提出，“审美地生存”虽然也是一种改变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把日常生活从自在的对象化转化为“为我们存在”的对象化。但是，赫勒强调，审美地生存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转化成“为他的存在”，尚缺乏对所有其他人的有效性。因此，“审美生活是贵族统治的，而有意义的生活则在原则上是民主的。有意义生活中的指导规范总是可一般化，可拓宽到他人的性质，从长远看，可拓宽到整个人类”[21]。这就是说，“有意义的生活”比“审美的生活”更具普遍性和民主性，因为它不局限于张扬个性自我的少数艺术家，而是对所有人均有效，这种生活的特征体现为个体面对不断的挑战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在一种无限开放性中不断完善自己。
显然，面对日常生活的局限，赫勒竭力要捍卫的是人的理性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责任和自主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从哲学上说，这种理性与列费伏尔的辩证理性概念不同，也有别于黑格尔式的唯心哲学的“绝对理性”，而是更具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意味。[22]对她来说，保持一个开放的乌托邦至关重要，这是人们超越日常生活局限的必经之途。她说道:“这种乌托邦并非不可能;尽管它是‘尚未成为现实’，却可以看作是取代现存现实的可实现的方案。我关于接纳普遍政治原则的说法是乌托邦式的，但我坚信它并不是妄想。……简而言之，我所提出的普遍乌托邦是这样一个社会，公正的规范和统治是由所有社会成员通过理性的对话而实施的。”[23]她所设想的“开放的乌托邦”，包含了三个条件:类似于哈贝马斯“理想言语情境”那种主导—自由交往理想;无条件地认识和承认人类种种需要，反对把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个体生理的、心理的和智力的能力以一种非限制的自由充分发展。[24]
较之于列费伏尔，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更带有理性意味。她对日常生活的界定也更加明确。不过，我认为她对日常生活界定过于狭窄，她把日常生活局限于家庭邻里范围内，而且与科学、哲学和艺术相对。这种二分结构遮蔽了一些重要问题。在列费伏尔那里，日常生活较多地和劳动或工作相关，而赫勒的日常生活只限于家庭生活，这显然狭隘得多。相比之下，列费伏尔不但指出了日常生活的局限，而且也提及与日常工作相对的闲暇在现代性条件下所面临的物化、商品化的潜在危机。而在赫勒的二元理论中，只有家庭邻里的日常生活处在压抑、重复和强制的状态中，仿佛非日常性的活动便可以当然地摆脱这些局限。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的概念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描述结合起来，那么，“铁笼”决不仅仅是家庭生活，显然也包括劳动或工作。更有甚者，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工具理性、手段和目的的颠倒、规章统治人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换言之，如果采用韦伯的视野，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的范围进一步加以拓展，甚至包括列费伏尔所说的闲暇活动。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似更加合理。他们对启蒙辩证法的描述，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统治的忧虑，把日常生活更加深刻的矛盾揭示出来了。诚然，像阿多诺那样过分抬高审美感性冲动的作用，以审美现代性来拯救启蒙现代性的局限，似乎并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恰似列费伏尔对超现实主义的辩证批判所表明的那样。因此，在这方面，赫勒求助于“实践理性”，期望于开放的乌托邦，以及对审美现代性功能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辩证观点，也许更符合现代性的实际状况。
注释:
① See Peter Osborne，The Politics ofTime: Modernity and Avant-Garde， London: Verso， 1995， 190.
② 参见MichaelE. Gardiner，Critiques ofEverydayLife(London: Routledge， 2000)的参考文献，列举了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研究详细的研究目录。
③⑤⑩[11]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Everyday Life， London:Verso， 1991， 97， 149， 35， 54.
④ Michael Gardiner，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Routledge， 2000， 75-76.
⑥⑦⑧ SeeMichael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London: Routledge， 2000， 91， 95， 91-92.
⑨ 法国激进哲学家们，从德波到德塞托再到波德里亚，都深受列费伏尔理论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列费伏尔预见了后现代和消费社会理论的出现。
[12]、[13] See Michael 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0， 97-98， 130-131.
[14]、[15]、[16]、[17]、[18]、[19]、[20]、[21] 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第132页，第62页，第172—173页，第107页，第117页，第117页，第291页。
[22] SeeMichael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 London:Routledge， 2000， 129.
[23]、[24] Quoted in Michael 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London: Routledge， 2000， 155， 155.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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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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