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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费伏尔关于现代性条件下日常生活及其表意实践的理论，对后来的诸多消费社会、虚拟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研究具有开山引领作用。⑨我以为，他独辟蹊径地开创了日常生活批判的思路，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日常生活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列费伏尔不但强调了日常生活的表意符号实践，而且把这种实践创造性地与空间理论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了关于现代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更进一步，他不同意马尔库塞关于日常生活单面性的看法，在他看来，日常生活虽然具有压抑的一面，却也隐含着否定、变革和颠覆的潜能。那么，如何进行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变革呢?对日常生活压抑性和物化的反抗，就是对主体性的恢复，就是对创造性和想像性生活的塑造。这里重要的是打碎日常生活的神秘色彩，揭露隐含其中的意识形态的遮蔽性，恢复人的本真需求和欲望，使城市变成一个“游戏城”。
列费伏尔发现，在现代性晚期，人们为了摆脱日常生活的压抑性便转向种种闲暇活动，诸如收藏、电影、体育运动或艺术，从中寻找解脱。但问题在于，当代社会的闲暇活动已经失去了自由和创造的特性，日趋商品化和组织化了，表现出被动性和操纵性。因此，闲暇活动不但是商品化从生产到消费的关键环节，而且与日常生活本身也难以区分。这就构成了他所说的“休闲的技术统治”: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幻觉性的颠倒形象领域。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这首先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世界，因为它把自己展现为真实的，因为它密切地模仿真实生活以便通过相反的事物来取代真实生活;通过快乐的虚构来替代真实的不快，比如通过提供一个对快乐的真实需要相对应的虚构事物等等。这就是大多数电影、印刷物、剧院、音乐厅的“世界”，就是闲暇活动广大领域的“世界”。⑩
这里，列费伏尔的观念与韦伯已全然不同。在韦伯那里，审美是把人从日常生活的“铁笼”中救赎出来的途径之一，而列费伏尔则认为闲暇性的审美娱乐已经成为“休闲的技术统治”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强调“惊奇”，恢复感性，强调越轨，回归创造性和想像性的活动。但列费伏尔又认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践也有其缺憾，把非理性和怪异作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逃避，因此尚未发展出一种足以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和活动的有效实践，所以并未对日常生活形成真正的威胁。
列费伏尔强调，日常生活本身具有压抑和颠覆的双重性，进而把焦点转向现代性自身自我批判性上来。他发现，虽然日常生活已经被充分地同质化、商品化和科层化了，但批判的潜能仍然存在于欲望的身体、日常社会性和都市生活密集和非工具性空间里。因此，重要的是要把欲望回归到前现代社会的感性特质上来，并与重复、弥散和绵延的日常性特征相分离，去发现和营造一个自由和快乐的空间。“真正具有革命特征的社会转变必须表现出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具有创造性的影响力。”[11] 这就是列费伏尔描绘的“游戏城”的新的空间生产。他强调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实现自由创造欲望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同于商品交换和拜物教盛行的“受控的消费科层社会”，也有别于那些“休闲的技术统治”。“游戏城”将改变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形态，它不再有平庸性或习惯化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不再有“恐怖”。列费伏尔回到了前现代文化中寻找资源，他认为理想的典范就是节庆活动(the festival)，其颠覆日常生活的策略就是回复到前现代社会那种人与人性和自然快乐交流的状态。因此，本真的节庆活动的复兴，也就解决游戏与日常生活的冲突，它是对人类异化的超越，是民众欢庆的精神苏醒。他甚至把法国“五月风暴”那样的学生运动视为一种颠覆日常生活的途径。[12]
如果我们把列费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前者的一些独特之处。首先，列费伏尔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反对启蒙运动以来那种轻视感性贬低日常生活的做法，极力抵制身—心二元论。其日常生活批判的策略是实践性，关注于现实的社会变革。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思路和法兰克福那种意识形态或审美的革命有所不同。他有力贯彻了马克思的座右铭:重要的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其次，列费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的路径上，更加关注民众的节庆、狂欢等形式，强调感性和欲望的解放，这是对审美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理解与表述。他对身体、非工具性空间和日常社会性的关注，代表了现代性批判的一种重要趋向，那就是以审美现代性来抵制和改造平庸重复的日常生活。他的“游戏城”的理念，与西方美学中“游戏的人”(席勒)，“艺术品”一样的生存(尼采)，或“狂欢化”(巴赫金)等理念相一致，都趋向于审美精神与感性的张扬。较之于法兰克福学派，列费伏尔是把审美理想贯彻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强调在幻想的艺术层面上进行变革，一个是要“下地”，一个是要“上天”。虽然两者都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列费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更具现实性。他对超现实主义的批判，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的异议。再次，列费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包含了复杂的矛盾和多种可能性。从对日常生活的压抑性质和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逻辑的批判来看，他的思路与法兰克福学派别无二致，他们都注意到现代化过程中理性或合理化所导致的危机和局限。但是，不同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那种较为悲观主义的看法，即认为这样的现实本质上是“单面的”，列费伏尔更加强调对日常生活的辩证理解，一方面确有显著的压制性和暴力特征(他形象地称之为“恐怖的社会”);另一方面，他又坚持日常生活中尚存一些非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的空间，诸如身体、感性、欲望等。因此，日常生活本身带有压制和反压制的双重可能性。这个看法近似于葛兰西关于霸权文化中存在着反抗空间的论断是一致的。唯其如此，列费伏尔的门徒(德波、德塞托等)，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日常生活实践策略。不是到另一个想像的乌托邦里去寻找颠覆的力量和手段，而是就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变革。最后，列费伏尔关于现代日常生活语义学范式转型的理念，开启了后来流行的话语和符号研究路径，尤其是当代电子媒介的网络社会，所指与能指关系的断裂，书写与理性中心等想法，为后解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波德里亚的许多批判性想法也许就来自列费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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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6-1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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