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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常生活审美化”在物质产品“充溢”的时代丧失了自身的批判性而沦丧为一种“食利者的美学”，这是不足取的。但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并没有给我们以真正的教益，但它却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艺学这一学科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文艺学自从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关于其学科的合法性虽然有一些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以内的理论上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也是以理论解决的形式结束，文艺学的学科合法性并没有受到真正威胁，直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出现。
“日常生活审美化”以一种近乎战斗式的风格强行将文艺学推到了一个再也无法回避转身的地步。电影、广告、消费、身体……不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论者如何解读这些文化现象，也不管他们的解读中包含着如何令人难以忍受的投怀送抱的“食利性”，但他们的确是从事实出发而这种事实是文艺学在以前的历程中没有真正面临过的：现在的大众不再对于真正的文学感兴趣了———不管这种文学是如何的伟大和优秀，他们现在对于电影、电视剧、广告、消费、身体、超市、街心花园更感兴趣，并且认为从中感受到了“审美的愉悦。“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论者实际上是以极端的方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承认以经典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艺学如何解释现在这种状况?对文艺学而言，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难题。
我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文艺学在这个时代应该具有一种身入险境的“历险”精神。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食利性与文艺学的反思文艺学的中心课题必然是文学，这一点是首先应当明确的。而文学是人学，因此，归根结底，文艺学的中心课题就是通过对于文学的解读、批评，显示出人性的尊严和高贵，使人在文学中看到自己，升华自己。从文艺学的最高目的是通过文学解读与批评来显示人性尊严这一最高命题来看，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文艺学实际上是太注重本身理论的建设，而渐渐走上了对于人性的封闭化理解的道路。这是造成文艺学在今天困难较多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文艺学在起步之初，是对于前苏联文艺学体系的模仿。而前苏联文艺学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被僵化理解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与政治结合的产物。这一套文艺学体系在中国落户之后，走的依然是政治化、理论化的路子，文学精神以及在文学精神中所呈现的人的最高命题，蛰伏在堂皇的政治与理论话语中，难露头角。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套文艺学体系可以尚保无虞。进入80年代以后，尤其在80年代后半期，人心活了，人的眼界宽了，人的命题势不可挡地出现了，从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 8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人是如何怀着一种神圣的感情谈论“人”; 90年代以来，笼罩在“人”的命题之上的启蒙的激情渐渐平息了，但是“人”却在一种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国际视野中展开了，人们对于“人”的命题更加敏感纤细，也更加迫切。对于文艺学来讲，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就迫切要求文艺学———这个负责对于文学作出阐释的学科———在文学批评和解读这种文学的第二次创作中凸现人的命题，将人生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尊严全面打开。文艺学虽然的确仍坚守在纯文学这块阵地上，但是，几乎所有那些文学作品在文艺学的解释框架中就像是火后余烬，透着灰寒这样的文艺学的确不是人们很想要的，这样的文艺学在这样的时代中困难较多也是自然的事情。
也许，文艺学的确是应该打开来，走出去，深入下去。打开越裹越紧的理论体系的外衣，走出去，深入到广阔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最底层、最幽暗的地方去。这个最底层、最幽暗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在其中没有体系、标准和规范，有的只是活生生的为自己的人生打拼的人这难道不是人性生长的后花园吗?这难道不是人性展开的广阔的草原吗?文学，为人的文学，难道不正是要在此处扎根吗?文艺学难道不正是要在此处扎根吗?是的，文艺学的确应该身历险境而后求得新的发展。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论者打出“日常生活”的旗帜，表面上全面铺展开来，但是他们的“食利性”，他们向新贵、富人们献媚的品质使他们永远不可能深入下去，特别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最底层去，他们与“危险”无缘，他们是那一批高高在上的富人们的附庸者。
(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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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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