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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学会首届学术年会就要闭幕了。在本届学术年会上宣读了34篇论文，还有几位学者提交了论文而未能到会。正如袁珂先生在开幕词中所宣布的，这些论文围绕着两个论题：一是中国各民族神话的特点;二是中国神话和中国文化。听了各位学者的发言，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总的感觉是，这是一次活跃思想，促进学术交流的对话，我和大家一样，受到启发，有不少收获。
首先，围绕着上述两个论题，与会者接触到世界神话学和中国神话学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萨满教与神话的关系是神话学中的重要问题，是原始巫教、多神教盛行的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共同性问题。1984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在著名的“乌龟丛书”中出版了E. C.诺维克(Е.С.Новик)写的一部有趣的书，书名叫《西伯利亚萨满教中的仪式与民俗》(Обрят и фольклор в сибирском шаманизме)，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苏联出版的《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百科辞典)中有专门的“萨满教神话”词条。美国出版的Funk & Wagnalls《民间文学、神话、传说辞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中也有“萨满与萨满教”词条。外国学者在研究印第安神话中的文化英雄乌鸦的形象时，认为乌鸦具有两重性，它不仅是创世者，而且是个萨满，充当了生与死的世界的沟通媒介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张光直在讨论我国商周神话中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时，指出巫觋通神的本事，要借助于神话动物的助力。[1] 他们介绍的美国学者埃里亚特德(Mircea Eliade,1907-1986)和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1987)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对我们理解和研究萨满教与神话这个全球性的神话学问题会有所启发。
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1925年鲁迅先生给北师大两位学生的信中，在谈到中国神话的分期时，就是以“根柢在巫”作为分期的标志。[2] 近年来的楚文化研究、各少数民族古文化的研究，都接触到了神话与巫文化，与萨满文化的关系问题使神话研究有可能往纵深发展。
1980年苏联学者李福清提出，西王母与冥界有关：“豹虎之外形，穴处，都说明她是一只与冥界有关系的山地怪兽”。[3] 在本次会议上，有学者从萨满教的角度剖析西王母，再次提出探讨神话与萨满教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从会下得知，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年轻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打算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写一部专著。在这里我预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他们在与世界神话学界的对话中，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也在其他问题上取得中国学者的发言权。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神话的重构问题。中国汉民族的远古神话向来以零星破碎著称，本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为重构中国汉民族的远古神话(使之像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具有系统性)做了大量工作。有学者提出，中国神话是不可重构的，因为中国的神不像西方，来源不一，不成体系，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必然带有很大的个人创作的成分，把古人的东西加以拼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行不通的。的确，中国神话(汉民族远古神话)不同于西方，文字的多源、多义，文辞的残缺、简约，内容的荒诞，对象的不确定，又缺少宗教经典作为参照，因此，要复原(“古史辨”派之为“还原”)如初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来看，从神话的保存、传播、弘扬来看，神话的重构是有必要的，借助现代各种科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发生学、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我们有可能把人类远古时代的特殊产品——神话的原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一些，使神话的重构尽可能建筑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神话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当代人可以努力去认识神话、理解神话，一部神话学史所记载的，就是处在不同时代的“当代人”是怎样看神话的。我们把荷马史诗和赫西奥律《神谱》中的故事称为神话，把屈原《天问》所记的称为神话，实际上这些作品都是诗人对神话的文学重构，带有那个时代的个人的色彩，只是由于他们去古未远，被后代认可罢了。
我们认为，重构中国神话是有必要的，有意义的。但由于中国神话的实际情况，要把多民族的中国神话重构成一个体系是一件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事情。无论是全景重构、局部重构、阶段重构、观念重构、形象重构，都必须持严格的科学态度。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曾经尝试过对中国神话进行历史重构、民族学重构、文学重构、哲学(观念)重构、综合重构或称原型重构等等，做了许多努力，也有不少的成果。我们主张多种重构方法，不必分高低优劣，或定于一尊。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综合性的重构为较多的学者所认同。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企图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以羿神话为例，借用原型理论，为神话重构提供一种尝试，尽管其中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不少论文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引人深思。例如，有学者举葫芦、鸟、虎、中国的姓为例，说明图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但是，是否就等于说，一切图腾都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呢?很值得讨论。有学者在分析古籍中人所共知的女神时，从哲学和文化史的高度指出中国没有爱神，婚姻之神代替了爱神，是由于中国文化心理所造成的。两性关系无法回避二元，一是行为的，二是心理的。前者导致生殖，后者产生爱情。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和文化心理，体现在中国神话中的两性关系是一元的，有行为而无心理，有肉而无灵，从而形成了一个没有爱情的徒具女神形体、或只有生育功能的神的宇宙。这种看法，想必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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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年5月4日1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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