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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在峨眉山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新的起点”。(《民间文学论坛》记者《新的起点》，《民间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3期)它的意义在于，中国民间文艺学从此走出以搜集整理为重点，过渡到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而以理论研究为导引或重点的历史新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讨论如何加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并申报自己未来几年的研究课题，制定了《1984——1990年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的选题计划》。从1980年起就着手搜集萨满教文化材料和研究萨满神话的富育光先生，是受邀参加这次会议的学人之一，我们因了这个契机而相聚在那个据传为昔日要人的公馆里。在会议期间富育光申报的研究著作《满族萨满教创世神话考略》和资料选集《满族萨满教神话集》，得到了与会同仁们的认可。对富育光以我国满族等为代表的萨满神话的研究，在传统的中国神话研究格局上的开拓，我由衷感到高兴。那次会议上所确定的规划中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包括“基本理论和民间文学史类”21种、“神话研究类”23种、“传说故事研究类”24种、“史诗叙事诗研究类”12种、“歌谣谚语研究类”24种、“民间文学理论资料”7种、“民间文学专题资料”13种)。十年后，除了“传说故事类”完成并问世的较少外，其他几类，大体都已完成并与读者见面了。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也如期完成，并于1990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理论著作的相继出版，作为新时期民间文学学科的标志性成果中的一部分，大大改变了我国民间文学理论贫乏的局面。接下来，富育光又撰著了《满族萨满教研究》(1991，与郭淑云合著)、《萨满教女神》(1995，与王宏刚合著)和《萨满论》(2002)等。其中《萨满教女神》也属于萨满神话研究，不仅在题旨上与《萨满教与神话》相承，在理论阐释上也有新的掘进。
我国学界对萨满教和萨满文化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思潮兴起的。富育光虽然不是研究萨满教和萨满文化的第一人，我敢说他是第一批研究萨满教和萨满文化的学者中的一个卓有成绩者。因此，说他的著作在萨满神话以及原始巫文化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的意义，我想并非过誉。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萨满教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从实地调查中获取新鲜而翔实的资料、再参照他人的间接资料，以田野调查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掘进式”研究，如对若干萨满文化事象所做的象征学研究。因此，读他的书，无论在资料上、还是论说上，都会被书里的新意所激发从而有意外的收获。略感不足的是，他的叙述和论证语言，多少显得艰涩难懂，有欠通俗顺畅，有时难免需要反复咀嚼才能读懂。
我退休以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之间的过往少了。近两年来，他加入了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满族说部”的记录与整理工作的队伍，多次来京，偶有会面。每当见面时，友情依旧持久而浓烈。日前育光打电话来，要我为他的新著《萨满艺术论》写序，尽管我进入古稀以来深感精力减退，但还是答应了他。好在，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课题(1991)，我从1990年起，花费了六年时间，一度徜徉在文物考古文献的海洋中和亲到一些地区和民族做原始艺术的田野调查和观察研究，包括对南方巫文化和北方萨满文化的探寻和思考，原始艺术成为我几十年文艺和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愿意与育光做学术上的交流与探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化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由于以原逻辑思维为特点的原始文化经历了历史化的过程，民族聚合分裂，历史的种种巨变，导致中国的原始艺术多数只留存在早已物化了的物质文化之中，而口头形态的原始艺术则颇为鲜见。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日、亦即中国社会转型之日，大多数民族经历着漫长的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只有少数几个民族尚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多少还保留着若干原始形态的艺术。一般说，原始艺术是指人猿揖别之后、人的自我意识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工具制造趋于成熟的原始社会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原始人的艺术。在现代世界中，在生产方式上仍然主要依靠狩猎而维持简单生活的狩猎部族、或在社会形态上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的某些族群中流传着的或保留下来的艺术，也常被学界看作是原始艺术。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我国北方若干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所传承和存留下来的浸润着萨满世界观和原始信仰的萨满艺术，即以原始巫为其思维方式和内容构成的艺术，显然带有原始艺术的特点。正如富育光所指认和研究的，造型艺术是原始艺术的一类比较常见的、典型的艺术形态，萨满艺术也不例外。造型艺术之外，以族群记忆为主旨的口传神话和受到心理激发的原始舞蹈，尽管较易受到文明社会诸因素的影响而变化较快、较多，但也应该说，较多地积淀着或保留着萨满文化思维的因素。因此，以唯物史观的立场，并借助一些业已公认的、成熟的方法系统梳理我国北方民族中的萨满艺术遗产、研究萨满艺术的规律、解读萨满艺术的内涵和特点，不仅对于认识和研究人类思维和文化进化的规律及其历史、破解人类文化难题、阐释神秘文化的密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书写和建立我国自己的艺术学或文艺理论的重要课题，而富育光所做的，恰恰是我国近60年来文艺理论界做得较少的一个薄弱环节。
上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1]、《考古学专题六讲》[2]、《中国青铜时代》(二)[3]等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种连续性的萨满式文明的著名理论，并且反复论述了“萨满式世界观”、“萨满式文化”、“萨满式宇宙”、“萨满世界”等内容，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者甚众。近读李零的文章《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他不赞同用萨满主义来解释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化现象。究竟“萨满”是否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巫”这个问题，研究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里姑且不谈;我相信，无论是赞同或是不赞同张光直理论的读者，在读过富育光《萨满艺术论》以后，对萨满、萨满文化、萨满世界、萨满世界观、萨满式宇宙等等，一定会有更全面、更深切的认识。富育光《萨满艺术论》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值得仔细阅读的书。
富著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亲历性。富育光是满族学者，毕生致力于萨满文化研究，写过好几部有影响的萨满教文化研究专著。他虽然不是萨满，但祖辈、亲属中有萨满，从小生活在有萨满活动的环境中。成年以后，数十年来长期在东北满、蒙、达斡尔、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各民族的萨满流传地，年复一年地遍访众多新老萨满，搜求并征集各萨满家族珍藏的先辈遗留下来的家乘笔记、谱牒、遗文记要等文字资料，把萨满口传的神话和氏族史传记录下来。本书的研究对象，那些珍贵的萨满艺术品，无论是作为萨满艺术载体的神偶、神服、神鼓、面具，还是神像、神图等等，有许多是作者亲自搜集，亲耳聆听到萨满本人对萨满艺术品上图像的神圣功能和象征意义的解释。1980年在吉林，萨满老人罗汝明亲手把他跳神转“迷溜”时，眼前出现的幻象，画成一幅宇宙魂气旋动图，送给富育光(见《萨满艺术论》)，并且告诉他，人进入昏迷状态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数不尽的各色小花，跳动得格外耀眼好看。作者的亲历参与使萨满艺术的传承带有活态的性质。
富著通过物质形态的萨满艺术，给读者呈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非物质形态的萨满艺术世界。在我们的面前，萨满艺术世界受萨满世界观主宰，充满了神圣性、神秘性，常与宗教与祭祀相伴，具有地域性和家族传承特色。萨满艺术世界中的动物和植物，常常充当萨满的助手和工具，扮演人神沟通的角色。在作者笔下，萨满艺术常以符号、刻镂、幻图、色示、肢语、声动来表现。
本书对图像学的贡献也值得称道。在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图像的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研究图像，图就是一切，很难有更多的语境资料，因此，对图像的阐释容易出现随意性。而《萨满艺术论》一书，由于作者的亲历参与，给研究者提供了图像产生的背景、环境、造型、神圣功能、象征意义等等难得的语境资料，对图像的发生、形态、色彩、叙事、构成、功能，萨满与图像的关系、图像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等等图像学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富育光先生沉潜在萨满教及其文化艺术的研究之中，前后凡30年而不倦不悔，著作骄人，进入古稀之年，又贡献出这部研究萨满艺术的著作，不禁令我感佩。我祝贺这部新著的出版。
谨为序。
200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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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
[2]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北京。
[3]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三联书店1990年，北京。
(富育光《萨满艺术论》，学苑出版社即出)
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2009年 9月2日 1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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