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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昆]文化风俗史研究札记:说“驴子”
  作者:高玉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6 | 点击数:8062
 


   文化风俗史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下数千年,民俗习惯、社会观念变化极大,并非凝滞不变。例如乌龟当今常用作喻指卑下龌龊之物的喻体,而在唐宋及之前则是神灵长寿的象征。一些事物在中古以前被大众喻指为好的东西,而后却变为贬义的喻指。对我国文化风俗变化的研究,有利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心理的研究。历史上大众对驴子的态度变化即是一例。

  谈起驴子,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人都很熟悉,其明显特征就是耳朵长。早在两千年前,汉代许慎《说文》载:“驴,似马,长耳。”在现今幼儿的眼里,难以分辨驴、马和骡,老人就会告诉小孩:“驴耳朵长,马耳朵短,骡子耳朵听满疃。”北方人称村庄为疃。这和大文豪莎士比亚诗句的意思一样:“I am an ass,indeed; you may prove it by my long ears”。意即:证明驴子的标志就是那一对长耳朵。西方谚语也说:“The ass is known by his ears”。意即:驴子以耳朵闻名。

  今天百姓常以“驴”喻恶劣、聒耳之事物。如谁的嗓子粗沙难听,就叫“驴嗓子”;谁的脾气暴躁,就叫“驴脾气”;谁的脸长难看,就说是“驴脸”;谁胡说八道,就叫“驴唇马嘴”;没有影儿的将来期限,就叫“驴年”;诗文拙劣,就是“驴鸣犬吠”;在长官面前跑来跑去,就叫“驴前马后”;爱听别人的悄悄话,就叫“驴耳朵”;谁的花招耍完了,就叫“黔驴技穷”。爱钻牛角尖,就叫“驴拉磨,一条道儿走到黑”。故事片《美丽的大脚》写山村女教师张老师带山村孩子到京城参观,学生王大河向城里人学驴子的叫声,被张老师狠训了一番,认为是对乡下人的侮辱。在今天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语言里,驴子成为人们喻指乖戾、刁钻、倔强、愚笨及粗鲁的喻体。而在中古以前的民俗观念和语言中并非如此。

  古代人们认为驴鸣悦耳,每每喜闻之。考其开风气者,应为后汉戴良(字叔鸾)的母亲。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载戴母“喜驴鸣”,儿子戴叔鸾“常学之,以娱乐焉”。戴叔鸾是位孝子,可以想见,为了让母亲高兴,他学习驴叫一定是学得惟妙惟肖。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士们,多喜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竞相延习,并不以为粗俗聒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皇帝曹丕的意图当然要认真领会,说不准大家还在暗暗比赛谁学得像呢,以表明是在真正地沉痛哀悼,从而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真如同一场口技艺术比赛演出。魏晋名士们的确风流,即使葬礼也是那么潇洒、旷达而轻松。又载名士孙楚凭吊同乡友人王济,“临尸恸哭,宾客无不垂泪。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这就如同今天悼念死者,长歌当哭,齐唱死者生前喜欢唱的歌曲以寄哀思一样。因为此故事,驴子又有“孙楚声”的雅称。

  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长子叫诸葛恪,据陈寿《三国志·吴书》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这里虽也有以驴揶揄之意,但国君赏赐给你驴子,那是莫大的荣光。诸葛瑾字子瑜,这就是在古代诗文里驴子又称“子瑜面”的由来。

  王粲是曹丕之父曹操的幕僚,比曹丕大十岁,可谓曹丕的长辈。曹丕和孙楚,都是忠诚而深切地学摹驴鸣,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并非滑稽取笑之举。魏晋风流喜学驴鸣,虽属当时反世俗礼教的行为流露,但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时尚。这极可能是因为驴鸣时间跨度大,有节奏,嘹亮,有起调、高潮和收尾,极富音调特色,具有一种使人警醒的音响效果。正因为此,佛教有名言至理云:“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意谓凡夫俗子不了解自我,只有经常拉扯(掣)驴耳,使驴大声鸣叫,才能警醒自身,认识自己的佛性。这容易使一般俗民百姓领悟佛理。

  在唐宋时期,驴子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可知骑骡子的身份并不高,驴子为老二,比骡和牛还高级一些。唐代王梵志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后来演化为黎民俗语:“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见,骑驴可使心情坦然而有一种满足感。驴子不像马那么高贵、骄气,具有平民性的特点,所以在唐宋前后,佛教传经者常以驴子作比,通俗地向民众阐释佛理禅机。如《景德传灯录·大乘赞》将不知道自身即带佛性的凡夫俗子,称作“骑驴觅驴”。又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又如南北朝时汉译佛经《出曜经》卷15记载一则故事:一位远行人到南天竺国,被一个咒术巫人变形为驴,不知东南西北,数年不得归乡。有人告诉他,南山顶有一种草,叫“遮罗波罗”,若人被咒术镇压,吃了此草,即可恢复人形。已变为驴子的远行人说,不认识此草,该当如何。同伴告以诀窍说:“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那驴形人便上南山低头一路吃去,果然吃到“遮罗波罗”草,恢复人形,并“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稳归家”。可知在那时人们观念里,驴有好报。

  驴子的体貌长相不如马高大英俊,力量不如牛大,脾气不如骡子好,再由于我国古代中原马少驴多,马匹价格颇贵,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骑马,平民只能骑驴。因而驴子又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了,给人以虽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反而成为高雅潇洒的象征了。宋代《合璧事类》载,传说李白曾乘醉骑驴经过华阴县城门,县官有眼不识泰山,进行审问,李白说:“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是何等气派!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可见骑驴乃高雅之行为,邵宝《太白像》诗赞道:“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醉来天地小于斗,鞭策雷霆鬼神走”。以骑驴渲染诗仙飘逸高大的形象,宏伟的气魄。那简直不是驴子,而是充塞天地之鲲鲸,连鬼神也低首跟从。史载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就骑驴。五代时著名道士陈抟也常常骑驴子。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而且还是倒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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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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