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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的中国意义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社会变化的现实。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在国内国际间流动增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等因素影响力的增强，工业投资开始重新定位。在欧美大量工业资本从已经城市化的老工业城市流向新兴工业化地区，使城市的发展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过去只经历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兴工业区。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老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这些城市经济萧条，城市的工厂厂房和其他固定资产贬值，城市税收减少。资本流向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会萧条衰退。列斐伏尔注意到战后资本主义城市变化的这些特点，于是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展开理论研究，试图解释空间是如何生产的，以及空间生产过程是如何整合到资本主义动态发展过程及其矛盾中去的。
列斐伏尔是公认的当代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新城市社会学是目前城市社会学的主导理论范式。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为理解和分析城市社会变迁的现实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与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相比，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个体行动者，无论是强势的还是边缘的个体行动者行动的强调。比如其对社会空间/ 差异空间的强调，社会空间是高度个体化和在地化的概念;社会空间的生产常常是个体行动者行动的结果。列斐伏尔将城市的空间供给区分为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强调要将城市空间置于资本主义方式下考察，强调城市空间在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以及资本主义生存中的功能与作用，注意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因素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将城市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比较有独创性的，启发城市研究深入城市空间变化背后的权力的作用和制度的力量，对于整个城市社会理论的发展以及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社会现实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的生产及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控制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存的关键的思想，影响和启发了不少城市研究者的思考。他们纷纷展开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学研究，认为现代城市并不是一个充满社会学意义的空间实体，而是一个在空间上形成的社会学实体。城市问题就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土地如何通过阶级和国家的相互作用而被利用与管理的问题，城市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解释人造的空间组织是如何反应、表达、协调或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的。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将空间要素纳入社会理论分析中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以往社会理论对空间研究的空白。列斐伏尔通过其在美国的理论诠释者和发展者，如D. 哈维、E. W. 索雅等人的著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其影响，后继的研究者开始重点考察空间的象征意义，并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则相结合，发展出了诸多有助于理解当代城市变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
列斐伏尔强调由于资本主义通过创造自己的空间而得以自身再生产，城市实践只有在将阶级斗争与空间剥削相联系时才能取得成功。列斐伏尔的人道主义和空间实践观包含着对人类社会中某些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旧心理。列斐伏尔对整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持否定态度，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的阶级性质和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认为城市规划造成抽象空间的统治，破坏了人类非异化的生存活动的社会条件，“应当牢记，城市没有比城市规划和‘城市性’更坏的敌人，它们是资本主义和国家操纵支离的城市现实和控制空间的战略工具。”(Smith ，1984 :204 - 207) 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城市规划的否定过于激进和片面，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具有抽象思辨性和乌托邦特点。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过分强调全球经济力量、资本积累、资本循环等因素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决定作用，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积累等深层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和表现，认为城市的社会变迁完全是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力量的表现。列斐伏尔倾向于对社会现实(以及历史过程) 进行抽象化描述或揭示，一些观点主观专断而不符合逻辑。如他对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日常生活分化的矛盾分析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夸大了这种矛盾现象的严重程度。列斐伏尔非常出色地将空间的组织处理为一种物质的产物，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化的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关系。D. 哈维肯定了列斐伏尔在这些方面的贡献。但他旁敲侧击地指出，列斐伏尔已将城市空间的“问题框架”上升到了难以容忍的中心地位和十分明显的自主地位，这种空间被社会的精英阶层构想为城市的规划设计。他们常把对空间的表象作为达到与维持其统治的手段，城市化设计者、规划者与建筑师们一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城市更新模式，即拆迁原有的贫困人口居住区，以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社区取而代之，这就是美其名曰的都市化迁移。这个过程更多考虑的是中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阶层的生存需要、发展利益与生活兴趣，而穷人则非其所愿地被赶到所谓新居——那狭小而拥挤的、火柴盒般的高层建筑群中，被迫过上一种拥挤但是没有邻居的、孤独的、离群索居的生活。穷人的“空间的实践”，被那些支持城市空间规划改造的成功人士们梦想的“空间的表象”残酷地、剧烈地改变了。这是消费社会、城市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穷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次次严重的空间化控制与剥削。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市化，实质上就是空间扩张和资本积累、增值的过程，城市空间的扩张与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量城郊的农田和村庄被城市吞并，成为新的城区;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经历更为剧烈的改建、重建，以提高土地的交换价值。城郊的失地农民由于城市空间扩张而被动卷入城市化进程，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获得中，自我缺乏基本的心理过渡和弹性，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城市功能由生产向消费转化，城市空间产生了分化，出现阶层隔离和社群边界，城市内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空间上高度聚集，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性。城市作为现代性活动拓展的最主要的空间，与它的急剧扩张相应的是乡村的迅速萎缩。时下展开的新农村建设便是对这一城乡空间变动的正面回应，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难题是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农村空间已非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静止空间，相当数量的农民游走于城乡之间，中心城市对边缘乡村构成了空前严重的挤压，因此我们必须以空间流动的视野来把握新农村建设的难点，促进城乡发展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发展态势。因此，如何去赋予城市空间以日常生活的意义，重视城市空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为普通人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的问题，应当引起人们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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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2008年12月29日 12:2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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