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城市是全球空间的脉络背景
列斐伏尔(Lefebvre ，1969 :6) 指出:“有关城市与城市现实的问题并没有被很好地了解或认识，因为不论它是在思想(意识形态) 还是在实践中，均没有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空间一向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列斐伏尔提出“集中注意核心和核心问题”的革命战略，在人类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中，已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城市空间在列斐伏尔的全球化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列斐伏尔指出，民族化通过控制时间来控制空间，全球化则通过控制空间来控制时间，全球化的实质是城市化，消灭代表历史差异的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一切事物标准化和同质化，“许多事情隐含在全球化中。首先全球化要求时空的同质化。……在历史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冲突在由全球空间的生产中被化解”( Elden ，2004 :232 - 233) ，“在马克思的时代只有英格兰有资本主义农业，而今天农业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列斐伏尔坚持并不是一切都以生产方式为条件。对列斐伏尔来说，城市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作为全球趋势的城市主义是世界性的事实。城市革命是全球性的现象。”(同上:131) 在他看来，20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性矛盾表现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所谓的城市革命实际上包含着差异空间的生产，空间之间的吸纳和兼容，以及对自由时间的争取。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与工业化并不是同质的，而是矛盾的双重的过程，“列斐伏尔提出乡村共同体的组织既‘在时间(工作日历和节日) 又在空间中’。工业化、城市化和殖民化三者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同上:137) 工业化最初是以破坏城市化为前提的，工业化是增长的、经济的过程，而城市化则是发展的与生活化的过程，不能用工业化代替城市化。他认为这种双重的过程有助于维持和扩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断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扩展的一个方面。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中心地区主宰边缘地区，并把局部地区与全球联结在一起，由于离散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到处存在，中心地区仍然试图取得全面的主导地位;地处偏僻，并没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往往意味着被市中心，即城市最繁华的地带抛弃或隔离。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行为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骚动所取代。列斐伏尔像马克思一样预言，资本主义扩展到整个世界，就会改变生产力，并因而产生一些新的生产、剥削及统治的部门，如闲暇的活动、日常生活、知识、艺术和城市化。由消费主义所开启的全球化空间的生产，势必造成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普遍压制，进而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从此人被城市空间所异化。列斐伏尔制定了一个把边缘因素同来自扰乱中心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战略，使增长的方向满足社会需要而不再满足个人需要，这个方向将包括对增长的逐渐限制，既避免增长的贸然中断，又避免增长的无限延长。社会需要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为城市的需要，不仅与生产而且与空间管理相联系，为生活和空间制定具有最大的自我管理的规划;全球性的规划只能是集体的作品，这一集体作品不能依靠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只能同性质各异的运动、要求、活动的集合体联系在一起。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扩张也包括赛博空间的扩张，互联网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城市是全球空间的脉络背景，生产关系通过它在人们的日常经历中得以再生产，全球化是这个时代空间发展的总体背景。随着整个世界进入国际资本快速流动的全球化阶段，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代表的“全球城市”不仅成为最具象征意义的新的空间形态，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规划管理者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了样板。全球化已经成为统领空间生产实践的主导话语，当代城市的空间实践无疑需要置于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来理解。在支配性的话语霸权和叙事逻辑下，通过对全球化的不断强调，城市的空间实践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基础，并由此遮蔽了在城市空间问题上来自底层的声音和城市边缘话语，“国际大都市”即是这样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表述。在关于城市发展的支配性话语体系中，“国际化”的程度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规划的出发点和空间实践的一个评判标准，城市面貌的迅速改观成为大小媒体上的焦点话题，“与国际接轨多少”、“距国际化大都市有多远”的问题不仅成了规划者考量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治理问题时反复强调的标准，而且深入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国际大都市”成为主导城市空间实践的全球化话语。新的城市魔力圈的兴起也典型地体现了全球化的空间实践，作为全球流动空间的象征性标志，金融街、高科技开发区等新的城市功能区，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的建筑形式的兴起，构成了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之中的再现空间。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与城市都视为全球化概念和知识，都永远同时与产品和生产相联系。他一方面要围绕城市现实进行批判分析，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前者是社会生活宏观空间的城市环境，后者则是关于城市社会微观空间的具体抽象。资本主义依靠全球化的银行和商业网络、机场和高速公路，依靠能源、原材料和信息流动，对所有的空间进行抽象，并将自然空间及其特性，如气候、地形当作社会生产力运行的材料，地表、地下、空气，甚至阳光都变成可用来交换、消费和控制的商品。空间被利用来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空间可以在旅游和休闲中被消费;环境和生活的组成、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根据空间的生产以及空间在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城市、区域、国家、大陆的空间分布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一样是为了增加生产，使生产关系能够得以再生产。列斐伏尔特别重视城市空间在感性复归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城市空间将是走出现代性的新开端，真正具有革命特征的社会转变必须表现出对日常生活、对语言和空间具有创造性的影响力，这样的空间构成的城市就是“游戏的城市”，在那里，“日常生活变成每个公民和每个社区都能进行的创造”(Lefebvre ，1971 :135) 。列斐伏尔把解放了的都市空间视为这样一种场所，欲望在那儿得以实现，本真的人类需求得以形成，内在统一的文化重现并取代了现存的碎片化和实用主义的文化。“游戏的城市”将改变日常生活的形态，它不再有平庸性或习惯化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不再有“恐怖”。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2008年12月29日 12:29
【本文责编：思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