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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赫勒：从自在的日常生活状态上升到自为的自由状态
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1929-)是一位来自东欧而定居西方的、涉足领域广泛的左派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可以说是对青年卢卡奇思想的一种系统的哲学化阐述，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包括萨特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影响。在许多观点上与列斐伏尔有平行的相似性互补性，当然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赫勒早期思想是一种“日常生活本体论”[2](P128)。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来自于克尔凯郭尔、萨特和捷克的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的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思想因素融为一炉，这种新人本主义传统强调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个人的生活或体验的状态本质意义。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并非“物”，而毋宁说是我们的主体间性所构成的世界得以立足的、可以分享的现代生活—经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以社会即“类”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结构分析上。与之相反，赫勒则将焦点集中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个人存在”的再生产问题上。她认为，“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8](P3)。日常生活是人类的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社会中，虽然日常生活世界的实际的形式与内容当然是历史性的变化着的。日常生活的特殊本性并不是永恒的或不变的。它可以被物化与习俗化为连续不断的社会与历史的因素。
首先，日常生活作为一种“自在的对象化”而具有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的“先验的”社会本体论意义。
按照赫勒的看法，“自在的对象化”是社会本体论的首要的范畴。自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是日常生活的骨干，这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与解释了我们的知识、行动与沟通的主体间性[2](P134)。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康德意义上的基本的先验性，它能够使人类的任何经验或社会相互作用得以发生：即语言，对象(或工具)以及风俗(或规范)。这就是说，正是这个领域内人类要求一定的技能与资质，通过文化适应与社会化，让一个人成为社会的功能性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他的世界(他的直接的环境)并在此意义上他形成了他自己”[8](P6)。
其次，日常生活作为一种自发的文化现象，具有本能性、习惯性、使用性与重复性特征。与更加格式化或专业化的知识相比，日常的知识与实践具有如下的鲜明特征，它是由情绪与影响所支配的，它是高度重复性的，倾向于理性的类比形式与高度概括化;它是非常实用化的，是建立于直接的知觉与经验基础之上而服从于平常无奇的事务的安排与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日常思想与行为典型地是“被物化”与约定俗成化的，在此意义上，它只是接受了表面价值的物化的外观，而很少去刨根问底地追问事物表层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日常知识是一种意见形式，是建立于一种普遍常识性的意识基础之上的。它不会领带于任何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正因为它的范围是有限的而其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这里就很少有超越直接的环境而发展出一种人类的权力与能力的类特殊性的倾向。日常活动就是在总体上按照一种无意识的习俗方式来行事的。
第三，日常生活的卑微无奇外观背后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与巨大的解放潜能。
赫勒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到来，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瓦解与危机问题。但日常生活世界并没有无可挽回地腐败化，而依然有着其变革创造的开放性。赫勒认为，日常活动确实包括着卢卡奇所说的总体的人或全面的人性的参与。也许初看起来，日常生活有着微不足道的卑微的外观，这也正是人们经常蔑视与诋毁它的原因，在日常生活范围之中的对象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持久的完成过程，这就是超越其创造者以及它们设计出来用来满足的直接需求。如赫勒所说，它们代表着、象征着“外在化的人类的能力”。赫勒的基本观点是，日常生活就事实本身而言，并非是“非本真”的或卑微的。在此意义上，她依然保留着信心，即相信尽管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下日常生活会变得有些蜕化堕落和被物化，但实际的人类生活确实存在着一些知识的有效的形式以及被压制的潜能，需要我们去承认与鼓励。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的想像力与创造性实践并不能够被本质上是重复的与墨守成规化的平常活动所充分利用。日常生活导致了一种认知的或文化的剩余物，它可以转变成异质(异端)化稍小一些的、因此创始性更多一些的人类活动形式，因此也是培养更高级的人类权力与能力的温床。
赫勒强烈呼吁，只有当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被理解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批判时，才最具有创造力。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最深刻最彻底的表现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日常生活作为个体再生产领域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但是，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特征的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又具有保守性与惰性，常常起着阻碍个性发展、侵蚀创造性实践和创造性思维的消极作用。因此赫勒提出了日常生活人道化的设想。她认为，日常生活批判或革命的任务不在于一般地抛弃迄今为止的日常生活结构和一般图式，而在于使之人道化，即扬弃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质。具体来说就是使日常生活的主体同类本质建立起自觉的关系，通过主体自身的这一改变而改造现存的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质，从而使个体再生产由自在存在变为自为存在和为我们存在，使个人由自发和自在状态进入自由与自觉的状态[5](P62)。赫勒以强烈的热情表达了自己对日常生活的一种乌托邦主义的理解与期求。虽然赫勒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历史目标的终极性关怀，但她还是继续坚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解放的信念。这不是在一种宏大的势不可挡的历史进步洪流中实现的，而是在当下的此处的日常生活伦理共同体的乌托邦理想中寻找到的。她主要关注的是在目前的环境之中如何过上一种充分可能的合理性的与多样性的生活，关心的是这样一种充实的全面的合理的生活欲望。我们面临着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中如何坚持过上一种道德共同体的生活的难题。“我们只能拥有一种生活，而如果这种生活确实没有按照我们所渴望的方式而出现，我们还仍然能够欣赏它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如果‘历史’在我们的希望中扮演了一个肮脏的骗子角色，我们仍然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陷于绝望：即使是在那黑暗的年代，我们也能够保持着对人性的希望”[2](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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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2005-3-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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