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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比较分析了列斐伏尔、海德格尔、赫勒与科西克等几位20世纪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他们从不同角度共同发现，日常生活已非人类可以完全信赖与依托的“精神家园”，而是无可挽回地趋向异化、沉沦与单调平庸状态。但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日常生活并非无可救药，仍然是一个充满着巨大创造潜能与希望的世界。
关键词：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列斐伏尔；海德格尔；赫勒；科西克
作者简介：刘怀玉(1965-)，男，河南镇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 列斐伏尔：走向日常生活二重性批判的辩证法
昂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01-1991)，这位在现代法国思想史上毁誉不一的臧否人物，是举世共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祧之祖。如果列斐伏尔能够和阿多尔诺、布洛赫、卢卡奇或马尔库塞等相提并论或比肩而立，而成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之一员，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皇皇巨制《日常生活批判》三部曲(1947/1958，1962，1981)。他既是广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更是20世纪蔚为壮观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转向的奠基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之路是尼采酒神精神、布赖东的超现实主义政治理想、黑格尔的异化批判理论、青年马克思“总体人”的思想、结构主义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等非常随意与含糊的融合，但贯穿其毕生的核心逻辑还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消极性与积极性、单调重复性与瞬间在场性的二重性辩证法理论。
作为一种有国际影响的思想现象，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微观社会学理论等诸多学科与思潮综合汇流的产物。与现象学家们的“生活世界”相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们眼里的“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并非一种本真的永恒的本体论或至高无上的现实(如舒茨等)，或一种保证“本体论安全”的可靠所在(吉登斯语)，也不是一种本体论或解释学意义上的深层次的或复杂重叠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问题与危机的症候”。传统的理性哲学、宏观社会学与主流的体系社会学理论视野之中根本没有日常生活世界的位置，而微观的民俗学、民族学、文化社会学则往往会把日常生活非批判地神秘化永恒化。而在另外一些极端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眼里，日常生活则又是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无可反抗”的沉沦异化的世界。相形之下，列斐伏尔等日常生活批判家们则将其视为具有着鲜明的二重性及无限创造力的世界。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动力学的而不是静力学的范畴。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保守性这些普通平常的特征，但同时也具有着超常的惊人的活力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我们与其把人类创造性比作是高耸入云的巅峰而把日常生活喻作其旁边的平原或深谷，还不如将日常生活比作是肥沃的土地。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没有鲜花或秀美的树林来装点的风景固然会让游客们感到沮丧与失望，但花草与树木不应当让我们忘却在那大地的深处，还蕴藏着丰富而神秘的生活[1](P87)。日常生活具有着“多面性、流动性、含糊性、易变性”[2](P6)。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界于海德格尔(包括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两种同样悲观主义立场之间，是一种始终对大众社会日常生活抱有顽强的乐观主义与同情理解态度的哲学与社会理论。他不是从日常生活之外的某种人本主义理想尺度来批判与俯瞰日常生活，而是从日常生活内部的矛盾与生命力中研究日常生活。他关心的不是“来自何处”而是“向何处去”。日常生活既不是本真的原始状态，也不全是单调与琐碎、异化与沉沦的无意识黑夜，而是永远保留着生命与希望的矛盾—异质性世界。人类的幸福与希望不能诉诸日常生活之外而是日常生活之中。革命与宗教信仰都解决不了日常生活问题。日常生活的希望在于某种瞬间艺术狂欢。
有这样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即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基本问题概出在他们都“遗忘”了或者相当蔑视个人的生存与“平凡的”生活事务，而一味地关心“国家与革命”这些“非常态”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列斐伏尔却是非要让马克思从庄严宏伟的历史殿堂屈尊下凡到这个平庸的、沉沦的、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也就是说，列斐伏尔的功劳正在于他想要填补马克思主义中最为薄弱的日常生活问题这个理论“空场”。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列斐伏尔自认为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任何政治与社会革命都解决不了或者代替不了个人的日常生活问题。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假设、理性设计，都包办不了个人的日常生活琐事。换言之，革命的胜利解决不了“第二天”的日常生活问题。革命从来只是暂时的历史性(直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日常生活却是超历史的永恒的周期轮回的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并不真的关心日常生活问题，而只是寄望于某个能够超越单调无奇的日常生活、“出神入化”的革命与艺术的“瞬间”，用后来列宁的名言说就是“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而列斐伏尔进一步将其改写为“革命是日常生活的狂欢节”[1](P56)。既要重视日常生活中非凡的革命瞬间，更要从根本上加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平凡形态的研究，这便构成了列斐伏尔式的日常生活二重性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公正而言，早期列斐伏尔(包括其《辩证唯物主义》与《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等)的思想史意义，并不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原创性解释，而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创造性地“误释”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将这种生产劳动过程的经济异化批判改造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异化批判，进而泛化为日常生活、文化与国家异化的批判。马克思主要揭露批判了那些强制的、对抗的、公开的异化统治形式，而列斐伏尔则着重对自发的、抽象的、隐蔽的异化支配形式进行了透视分析。可以说，马克思关心阶级压迫的大事情，而列斐伏尔则操心日常生活异化的小事情。马克思致力于类的本质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宏观历史哲学设计，而在列氏这里则变成一种关照个人平常生活解救之道的微观文化心理分析。马克思以类的自由本质为价值悬设的革命实践(Praxis)概念，被他过度诠释成为以个人的生命意志自由为本体论视野的、“诗性创造”(Poesis)活动概念。在青年马克思笔下，人的本质即征服利用自然而自我对象化的生产过程;而在青年列斐伏尔看来，人的本质则是人的日常生活节奏与自然的节奏的和谐一致。青年马克思仍然坚守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论、近代理性主体哲学前见;而列斐伏尔则多少陶醉于个人的生存快乐巅峰和留连于天人合一式的真空妙有之中。马克思式“总体人”的解放期盼，早已被他偷梁换柱，变成尼采式的“超人”美学境界，即超越人与自然的僵硬对立的二元论认识论窠臼，而走向了挣脱一切理性羁绊的、“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理想境界。
复言之，列斐伏尔是把马克思以类哲学与阶级哲学为平台的现代社会批判与解放设计方案，亦即一种波澜壮阔的宏观历史哲学批判视野，改造成一份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为平台的、平凡而细微的现代性解放与批判的清单[3](P13)。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已经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基于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人类的总体性解放(也就是劳动与政治解放方案)改造成为一种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解放方案。也就是说，那时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归根到底不是经济人、理性人、技术人、劳动人、政治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1](P127;P3;P193)。人的最终解放不是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是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体现到日常生活中来。但第一卷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日常生活解放方案过于诗性与玄理化，而缺少实证的与微观的分析解释;更严重的是，他还过于乐观地相信通过总体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解放，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日常生活异化问题或者实现对日常生活问题的“一次性”解决或者“最终解决”。这里，列斐伏尔实际上还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问题的理解框架：即以为日常生活只是一种“物质生活”。在当时的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主要面临物质贫困与政治上不平等不民主与精神生活上受宗教迷信的奴役问题。而中后期的列斐伏尔则认识到，现代性的政治与经济革命只是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创造条件，也为人们从体力劳动、必要劳动、经济必然性王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创造条件。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现代性的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现代性社会制度对传统制度的变革与替代，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日常生活这个“永恒轮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并没有被现代性发展所取消或超越，相反却被现代性加剧成为一种突出的问题与病症。可以说，一方面日常生活的消极与惰性延误与麻木了现代性革命与批判的意识;而另一方面现代性革命所导致的制度性重建则形成了一种新的控制日常生活与异化日常生活的制度与组织形式。这正应了福柯的观点：“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但任何反抗都会导致新的统治与奴役形式。日常生活成了现代性制度与技术所造成的一种新的病态现象。日常生活成了现代性所无法解决并且反过来强化了的一种病态性症候。日常生活是现代性权力与制度压抑得最为严重的、变得支离破碎的领域。任何制度层面上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变革以及重建和设计方案，对于日常生活问题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只能通过日常生活自身来解决。正像马克思当年说的，无产阶级是社会压迫的最低层，所以也是社会革命与解放的最激进最坚决最可靠的主体力量;列斐伏尔也认为，正是由于日常生活已经成为现代性压迫最深重的领域，也是现代性最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日常生活倒成了总体性解决与解放现代性的革命策源地。现代性的希望在于从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的革命与艺术狂欢节。
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马克思哲学理论基础的“现代性改造”这两个方面而论，列斐伏尔都不是什么“卓尔不群”、“高屋建瓴”的一流思想大师。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方面，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改宗式的重建方面，青年列斐伏尔没有青年卢卡奇的深刻性、突破性;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神秘性批判方面，他不如葛兰西清楚明白;在对西方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瓦解与批判方面，他不及海德格尔与阿多尔诺那样振聋发聩;在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理性反思与现代性乌托邦重建方面，他不像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等人来得清晰系统。但列斐伏尔的不可取代的贡献与地位在于，他的早期思想开辟了日常生活研究这个独立的全新的领域;他后期的日常生活批判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可谓独辟蹊径、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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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2005-3-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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