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塞都认为，要理解文化工业，就有必要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消费模式都应在研究之列。他认为：“对电视传播的图像以及人们用多少时间来看电视进行分析的时候，应该补充进行一种研究，即文化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用这些图像都‘制作’(makes)或者‘干’(does)了些什么。同样要研究的还有消费者对城市空间、从超级市场买来的商品、报纸传播的故事和传奇等等商品的使用(use)。”

　　对于德塞都来说，这种使用就是一种生产，就是消费者的创造力得以施展的空间，就是消费者对于统辖性的商品生产的抵制。而且，消费者的生产“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产品，它也不是用自己的产品来证明自己的‘生产’，相反，这个证明来自于消费者如何使用支配性的经济秩序提供给他的那些产品”。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消费者的生产实践的手段是丰富的。德塞都总结为“用作”(making-do)、“现用手头材料”(bricolage)。他认为，消费者通过此类抵制战术，重新控制了消费的方式;工业产品不再是必须由消费者原模原样接受下来，中规中矩地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的物件，而成为了消费者手上的某种生产资料。消费者有充分的权力对产品进行改装、改制、组合，来达到自己的使用目的和消费意图。德塞都认为，“居住、晃悠、说话、阅读、采购，以及烹饪，都是制造出这种战术诡计和惊奇效果的活动”。

　　对于德塞都而言，“消费者的生产”始终藏身于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它们接受这种宏大机制的规训，但是又偷偷地、无声无息地突破了规训机制的防范，灵活随机地实施针对规训机制的小规模违反，并且随时准备改头换面。所以，德塞都认为：“这是一种‘弱者’在‘强者’建立的秩序中存活的巧妙诡计;是在敌手自家的地盘上，凌驾其上的艺术;是猎人的窍门;是机动变化、令人喜悦的、充满诗意的战争探险。”

　　这种“战争探险”不仅仅为弱势者提供了一个空间。德塞都认为，弱势者在用这种战术为自己创造空间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差异性迂回渗透到它“避让但不逃离”的那个机制之中，改变了这个机制本身的规训，或者迫使强者面对抵制，做出自己的改变。也就是说，德塞都的抵制概念，并不是一个被动的防卫性的战术，它同样具有进攻性。对于德塞都来说，在了解“假发”、“消费者生产”等抵制战术为被压制者营造的自由空间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抵制战术中所蕴含有对于压制机制本身的改造。从这样两个层次来理解“抵制”这个概念，才可能开启认识的可能性，更加完整地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四、文化研究的新走向

　　无可置疑，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开启了认识上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它鼓动人们去重新认识和理解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它发掘出日常生活实践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的战略和战术，呈现出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所蕴含的丰富、复杂和多元。这对于当前的文化研究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

　　约翰·费斯克认为，在近期的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并不把大众文化置于文化场域的权力关系之中加以分析，而是用代表文化精英理想的“民主观”为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性因素做出解释，从而将“精英”与“大众”的差异抹除。第二种倾向是：研究者们过于强调压制力量和规训机制的权力，将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始终置于被宰制状态，没有表现出大众真正的丰富性，大众文化仅仅成为文化工业强加给边缘大众的产品。大众被压制成为静态、被动、消极的人群，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

　　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德塞都以“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战术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展示出日常生活中大众的力量。这一敏锐新奇的立场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提示出第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正如费斯克所指出的，“虽然它同样视大众文化作为斗争的场所，但是在承认宰制力量的权力时，它却更注重大众的战术。大众正是凭借这样的战术，对付、规避、抵抗着这些宰制性力量……这一走向并不死盯住主流意识形态那无所不在的、阴险狡诈的实践方式，而是企图了解日常的抵抗和规避怎样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如此费力，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维系自身及其价值观念”。

　　这“第三种走向”将大众和大众文化从绝对的被压制状态中解放出来;它乐观地注意到了大众潜在的、虽不激进但是韧劲十足的自主力量;它察觉到了大众的创造力，以及由这一创造力量给大众文化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它对由此而来的进步和变革的可能性，表现出乐观的期待。在近期的文化研究中，这“第三种走向”越来越清晰，普通大众在所处的文化规训机制中的主动力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可以说，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确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开启了新的发展可能性。

　　(注释从略)

　　(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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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2005-3-25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