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篇文章是对使用者的使用方式所做的进一步研究的一部分，使用者一般都被认为是被动的，受既有规则的支配。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讨论这个难以把握的基本问题，不如说是使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换句话说，通过提问和假设，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条道路。如果能使日常实践──"运作方式"或做事的方式──不再仅仅被视为社会活动的模糊的背景，如果一系列的理论性问题、方法、概念和视角，通过进入这一模糊的背景，能够得到表述，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考察这类日常实践并不意味着回到个体。原子社会理论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被视为社会分析的历史公理，它假定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单元──个人，群体被认为建立在个人之上，并总是可以重新回到个人。这个公理一百多年来受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分析的挑战(虽然在历史上那也许算不上争议)，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个公理也没有多大用处。分析表明，关系(一般是社会关系)决定着函数项，而不是相反，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各种相互冲突(通常是对立)决定着关系的相互作用。此外，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运作的模式或行动的策略，而不是针对作为行为的驱动者或工具的主体(或人)。这涉及到运作的逻辑，其模式可以追溯到鱼和昆虫用伪装或变形来躲避天敌这样古老的策略，不过在所有情况下，它都披上了目前在西方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形式的外衣。本书的目的就是把这一运作的综合体(les combinatories d'operations)──它也构成一种"文化"──描述出来，并且揭示使用者的特殊行为模式，而目前，使用者作为社会上受支配的团体这一地位(这个地位并不等于说他们是被动的或温顺的)被"消费者"这个委婉的说法掩盖了。日常生活通过以无数方式侵占他人的领地来创造自己。
1.消费者生产
既然这部作品既来自又超越了"大众文化"或边缘群体研究，日常实践的研究范围首先是通过否定来划定的，即必须避免把文化差异限定在那些与"反正统文化"相关的群体中──这些群体早就被单列出来，有时享受着特权，被吸收进了民间歌谣，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现象或标记。在阐述我们的研究时，有三个正面的限定特别重要。
使用或消费
许多往往很出色的作品试图一方面研究社会的符号，一方面研究社会的行为模式。从我们对这些社会现象的了解来看，要确定群体或个人是如何使用它们的，似乎有必要也有可能。比如，要分析电视上播放的图像(符号)和观看电视所花费的时间(行为)，就需要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文化消费者用这些图像"制作"或"干"了什么。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城市空间的使用、超市中出售的商品、报纸上刊登的故事或传闻等。
这里所说的"制作"属于一种生产(poiesis)，不过不是隐蔽的，因为它遍布"生产"系统(电视、城市发展、商业等)所定义和占据的所有领域，还因为这些系统的稳步扩张没有给"消费者"留下任何空间，以表明他们将用这些系统的产品制作或干什么。与规范合理的、既扩张又集中的、喧闹的、引人注目的生产相对，还有另外一种生产，被称为"消费"。后者是遮遮掩掩的、四处分散的，不过它在所有地方都暗示着自己的存在，静静地、几乎察觉不到，因为它不通过产品显示自己，而是通过使用产品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这些产品则是由主导经济秩序强加的。
比如，在西班牙殖民者"成功"地把他们的文化强加给土著印第安人的事情上，含混性从内部颠覆了他们的统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印第安人虽然顺从甚至同意了西班牙人的征眼，对强加给他们的风习、符号、法律，却常常作出完全不同于殖民者的理解。他们颠覆殖民者的文化的方式，不是拒绝或改变，而是在使用这些文化的时候，赋予它们完全不同于他们被迫接受的体系的效果和所指。在那个公开同化他们的殖民体系中，他们是他者;他们在使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时候，意识到了它的权力，对此他们无力反抗，他们没有离开这个秩序，却同时逃避了这个秩序。保持差异性的力量来自"消费"的过程。我们的社会里出现了类似的含混性，程度弱一些，主要来自"普通人"对"精英们"所传播和强加的文化的使用，是这些精英制造着语言。
符号的存在与流通(布道者、教育家和宣传家们告诉我们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没告诉我们对于使用者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分析那些并非制造者的使用者对它的运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出，符号的生产与其使用过程中暗含的第二生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别或相似。
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一差别。它的理论模式可以是这样的：运用已有的词汇和句法构造个人的言语。在语言学中，"运用"和"掌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这个行为(包括其中暗含的选择过程坏能简单地等同于对这门语言的了解。从言说理论出发──这是我们研究的课题──我们更强调说的行为，根据言说理论.说的行为处于语言学体系之中;并通过言说者，造成语言的挪用或重新挪用;它建立起一个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现在;它在位置和关系的网络中与他者(对话者)签定契约。言说行为的这四个特征，其它许多实践也有(行走、烹任等等)。这种并列关系至少指出存在着某种意图，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意图只具有部分合理性。这样的意图假定(就像上面谈到的印第安人)，使用者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经济内部，做了(bricolent)无数细微的变形，来使之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规则。我们必须搞清这一复合行为的过程、基础、效果和可能性。
日常创造力的程序
我们研究的第二个课题可以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来解释。在书中，福柯没有分析运行权力的机构(比如，可确定的、扩散的、压制的和合法的机构)，而是分析了削弱这些机构的力量的机制(dispositifs)，这些机制悄悄地重组了权力的职能：它们是一些运作着的"细小的"技术程序，包括许多细节，它们重新划分分散的空间，以使之成为概括性"规训"(surveillance)的工具。福柯的研究角度引出了其它一系列有待研究的新问题。不过，这一"权力的微物理"虽然是在"教育"中发现"压制"体系的，却还是把生产性机构(生产"规训")放在第一位，并指出技术如何从舞台两侧无声地决定着机构里的舞台指示，或使之失败。如果"规训"网络真的在每一处都变得益发明显、扩大的话，那么就更要尽快地找出，整个社会是如何拒绝被压制进这一网络的，哪些常见程序(同样"细小的"、日常的)在使用着规训机制，只是为了回避它才服从它，以及对组织建立社会经济制度的无声过程来说，在消费者(或"被压迫者"?)一方有哪些"运作方式"成为它的对立因素。
这些"运作方式"构成了无数的实践，通过它们，使用者重新占领了由社会文化生产技术所布置的空间。它们立刻引出与福柯书中所研究的问题相似或相反的问题：相似，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发现和分析在技术统治结构中不断增加的微生物似的运作，并通过日常生活细节里包含的众多"策略"，来使它们的职能发生改变;相反，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去弄清楚等级的暴力如何转变为规训技术，而是要揭示那些早已被"规训"之网俘获的群体或个人，他们分散的。策略性的以及权宜性的创造力所采取的秘密形式。消费者的消费程序和策略被推到理想的限度后，构成了反规训的网络，这是本书的主题。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2007-05-30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