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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至二十日，美国十位中青年学者举办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的研讨会。会议文章最后汇编成书，让学界在一九八六年见到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该书中文版于二○○六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其影响逐渐波及整个人文社科界。在过去二十年里，该书在国际人类学界被高频率地引用。但也有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对它颇为不满，认为对参与观察的过度反省动摇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然而，这并未改变一个事实：《写文化》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证明了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二○○六年六、七月，《写文化》的主要作者和编者乔治·马库斯到中山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进行讲学。一些对《写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于七月十五日在商务印书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并与马库斯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下面是讨论会上部分学者发言的整理稿简本。
高丙中：我们今天把议题宽泛地定为“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生产”，这样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自己要谈的主要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学界通过对人的调查来表述“社会”的知识生产。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都是让一个逐渐专业化的群体站在“看”的立场，去发现“被看”的对象，并从中获得“资料”作为自己说话的凭证。这种关系稳定下来，就在中国形成经验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结构。就人类学而言，这个知识生产结构体现为一些学人借助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种认识关系，农民和少数民族被学术活动对象化，而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在主体化的过程中奠定了社会地位——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过于偏重，甚至单纯以农民、少数民族群体为观察对象来表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并想象这个社会的前景，这是一种很陈旧、很简陋的知识生产关系。
拿人说事的知识生产方式在研究对象和表述形式的选择上都纠结着严肃的伦理和认识论问题。“改造”固然要体现在对传统民族志方法论的“天真性”的扬弃，体现在更精致、更丰富的文本撰写，但最关键的是要重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构既冀望于创造更多机会和优化研究方法，让研究对象自己的声音得以表达，也冀望于这种知识生产关系向国际社会的拓展。对其他社会的意象其实是我们想象自己社会的一个重要来源。可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对象关系。在国际学术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研究、被调查、被表述的对象，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应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来生产关于其他社会的意象，使自己在世界知识场域成为表述的主体。
刘正爱：对西方国家的人类学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中国人类学自八十年代重建之后，二十年后的今天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我看到高老师最近几年派了六个学生到国外，到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去做田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西方是从传统的人类学，从“他们是谁”这样的设问回到“我们是谁”，也就是说，西方人类学首先是从自己的角度向外看，在《写文化》之后大量的研究是回到自身，反问自身“我是谁”;而中国人类学恰恰相反，从研究“我是谁”然后转到“他们是谁”。这是一个对象的转换问题，同时也是方法论的转换问题。从某一方面来讲，中国人类学是在回归人类学的传统，而西方的人类学要打破过去的传统，走向另一条路。因此我觉得在中国做人类学，首先要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
王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际上关于书写文化在国际上已经讨论了很多。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序列是对一些单数范畴的复数化，如modernity成为modernities，identity成为multiplied identities，English成为global englishes。我们再回到文化研究，我们都知道文化研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广义的discipline，它在中国的研究者基本上是这么三大块人：一种就是从文学过来的，第二种是人类学背景的，第三种就是从一些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我觉得目前在国际上的文化研究还有第四种，就是文化理论本身的反思。我觉得Writing Culture如果要是再晚出版二十年的话，它应该叫Writing Cultures，因为culture本身已经分裂。
赵旭东：在英国，实际上很排斥美国的这种反思的传统。他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文化的概念究竟怎样在个人身上落实为他自己的文化?原来我们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文化，那么这样一个命题在今天就被解构为：同样一个中国文化在不同的中国人身上有不同的perception。这就引出culture as a knowledge的东西。Dan Sperber说，实际上有一个distribution的问题，即文化是一个分布。如果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从不同的渠道知道中国文化是那么一个状态，他就会进入这个状态，cultural priming一下子被调动起来，那么他的西方文化就变得很淡漠。这实际上是从学科本身的角度来挑战原来的文化概念，就是说文化不是文化的模式，而是一个变动的、作为表征的东西，这个表征有一个从集体的表征到个人表征，然后又转化成为一个公共表征的过程。
汪晖：《写文化》在方法上涉及我们怎么来理解对象的问题。近代的学术研究实际上都在一定的学科制度里面发生，而这个学科制度通常来说设定了特定的对象。当我们要通过自我反思使得对象从这个知识框架当中被解放出来，对象的主体性到底在我们的表述当中怎样来放，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多领域面对的一个大挑战。美国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分属不同的学派，相当主流的学者还是做大量调查的，那实际上是真正的基础。你说解放对象，但你不去跟对象接触和交往并找到方法加以呈现，这是不可能的。这也只是你的一个自我想象，我对自我想象是越来越有怀疑。从康德以来，反思就成了西方学者挂在嘴上的一个最大的话题。可是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西方在继续反思的同时继续在侵略，继续在扩张，继续在毁灭。那个反思是很有限的。你说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你就反思了?你见到很多特别诚恳的人是帝国主义者，非常有侵略性。当代讲全球化的理论都在讲没有外部。抽象的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没有外部，但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了解西方社会，包括西方学术界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谓没有外部，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认识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西方学者，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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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7年第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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