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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看到人们用传统神话为自己的恶行辩护，柏拉图继承了这种批判，并花大量的篇幅来对传统神话按自己的道德理想加以改造，以期建立一个伦理秩序良好的“正义之邦”。《国家篇》在讲到如何教育孩子时，作为城邦“建立者”的苏格拉底严厉地谴责了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其他一些诗人和剧作家，因为他们把诸神（甚至最伟大的神）描写成丑陋不堪。柏拉图称这些神话传说是假且坏的故事，不应该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为培育美德，他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优美高尚的故事。基于此，作为理想国的设计者，应该重新编一个好的故事，也就是按柏拉图的理想的道德标准重新塑造神的形象。这样的神只是善的事物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理想国》380C）柏拉图坚持认为无论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诗都应该把神描写成善的，这是神之所以为神，神的本质所在。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城邦里的人们，使之向善，行为正义。
我们也知道，柏拉图受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的影响很大，巴门尼德的哲学主“静”，认为研究哲学的真理之路是“存在者存在”：
“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因为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论自然》D7）［④］
柏拉图接受巴门尼德关于“存在者”的思想，认为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虚幻的，真实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对变化持有一种恐惧感，认为除了恶再没有比变化更坏的了。既然如此，柏拉图塑造的新神就绝不能再处于变化当中。于是，柏拉图进一步批评希腊传统神话把诸神描写成“魔术师”，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显现为不同的形相，甚至乔装打扮欺人惑世（《理想国》380D）。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神应该是单一的，始终不失他（们）的本相。
柏拉图一边匡正希腊传统神话，祛除神性中拟人的成分；一边倡导人的自由意志，反对人的生活受命运支配的老调。我们知道，在希腊传统神话中，命运问题是其关注的主题之一。传统神话认为命运是个人力量无法克服的，希腊悲剧则更加彰显了这一主题，正是命运的胜利，而不是个人选择、个人自由意志的胜利，最终导致了一连环悲剧的发生。柏拉图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强力反对生活受命运支配的论调，坚持认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命运更重要。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倡导希腊人过一种哲人的生活，就是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更为关键。譬如：《美诺篇》探询的是“美德”问题，但据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和色诺芬的记载，美诺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柏拉图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美德的发言人和代言人呢？综观美诺对“美德”的几次定义，都与“统治”和“权势”有关，说明美诺是一位热衷权力的人物。这样一位年轻英俊，被大多数人认为前途无量的雇佣军将官，为实现他所谓的“美德”，参加了小居鲁士的远征，结果横死异乡。［⑤］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也就理解了柏拉图用美诺来命名这篇对话的讽刺意味。相反，《斐多篇》是柏拉图对话中感人至深的一篇，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斐多曾是一名奴隶，但“他挖空心思想加入苏格拉底的圈子”，苏格拉底赎买了他，并教他哲学；苏格拉底殉道后，斐多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继续传播哲学。［⑥］柏拉图之所以要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命名这两篇重要的对话，目的就在于告诉我们，不是命运，也不是神，而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自由意志应该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任。
美诺与斐多，前者出身高贵而后者出身低贱，同样是出自个人的自由选择，但两人生活和结局却大相径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自由选择时有无理性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柏拉图正是通过倡导哲学理性精神来消解传统神话所渲染的不可抗拒的命运。苏格拉底的“德性就是知识”的命题认为一个人的正当行为依赖于他的正确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关于外部的，而是有关自身的，即“认识你自己”。苏氏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没人故意为恶”，恶的根源在于无知。苏氏的这个重要命题奠定了西方伦理学中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柏拉图继承乃师，并进一步完善。完善的表现在于，柏拉图严格地区分了“意见”与“知识”。柏拉图认为“意见”虽然也能导致美德和善行，但它仅具有偶然性；而“知识”则必然导向美德和善行，它具有无可怀疑的确定性。“意见”与“知识”的划分同他哲学上的二元论是紧密相关的，“意见”的对象是感觉世界、变动不定的世界，“知识”的对象则是可知性世界、永恒不变的世界。《国家篇》末尾在谈到人的命运的神话时，柏拉图这样写道：“决定你们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但是美德没有既定的主人，可以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美德重视到什么程度。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617E）另外一方面。肉体与灵魂的严格区分也是柏拉图二元论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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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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