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研究

　　来自庶民生活中的戏剧活动，无论是否跻身大众休闲文化的主流，它总是欠缺官方以及知识阶层的注视。因而研究庶民戏剧的表演活动和艺术内涵，需要运用大量田野考察工作，透过取得的材料和讯息，来理解内涵，掌握现象。而一个立体的解析，往往必须涵盖在历史视野之下。

 

　　笔者长年从事台湾庶民戏剧研究，进行的研究型态多端，深感历史视野对于艺术文化内涵剖析与现象解释的重要性。为了具体说明，本文选择个人研究中较为单纯的「都会型民间庙会剧场表演环境调查研究」和较为复杂的「歌仔戏的戏剧概念与理论建构(I)：以叙事学为重心」两项研究做为例子。前者为剧场环境研究；后者则是一个剧种创作艺术和机制的总体研究。

 

　　首先说明调查工作的设计和执行。即使是简单而平常的步骤，都有许多攸关成败的技巧和原则；针对复杂的议题，则更是需要经过反复思考、研拟和修正执行方法。其次，说明当获得材料和讯息，从中发现现象之后，如何探寻背后的因素，提出一个内部的观点。尤其重要的是，如何指出它的意义，呈现一个文化现象的完整性。无论是单纯的或复杂的个案，历史视野的有无，都扮演分析理解的成败关键。

 

 

　　一、历史视野与田野调查

 

　　随着汉人移民到台湾，戏曲在这个岛屿已热闹活动了近四个世纪之久。它一直与民间紧密结合，不同社会阶层或性别，容或对不同剧种有所偏好，但没一个剧种可以截然区隔知识分子或老百姓[1]，因而所谓「庶民戏剧」这一词，用在台湾，颇显得有些多余。

　　知识与庶民之别，要等到日据时期现代戏剧从日本传入才发生。当时的「新剧」主要分三类：知识分子新剧、职业新剧和歌仔戏剧团的改良戏[2]。前者和后二者是清楚区隔的。近几十年来，台湾现代剧场中的「小剧场」，亦以小众的知识分子为对象，与一般老百姓有所距离[3]。

　　然而，台湾本地的戏曲长久以来并未能如大陆的某些剧种，在流行有日，流行范围也扩大之后，创作层次便从民间的口耳相传，提升到文人参与的文学格局。「文人化」是戏剧「精致化」的必要过程，台湾所有的本地戏曲剧种都不曾经历这样的过程，它从未吸引文人大量、深度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果然是十分「庶民」的。

　　「庶民」的背后意义非同小可，除了可能具备活泼的生命力、淳朴通俗的风格、贴近生活的本质等等之外，它也意味着：有剧目没有剧本，有技术没有理论。它活生生的和民俗及宗教结合，艺术位阶却得不到认同。

　　学术研究上，也有相应的状况。日据时期有关台湾本地戏曲的研究文献，大多是日本人以「资源调查」或「种族研究」的心态写成的调查报告和报导。当时台湾人的知识分子着手于戏剧研究的并不多，对于戏曲的关心更是极为有限。终战后大学以上的学术机构渐增，但是在前几十年，对于台湾本地戏曲的研究都只有零星耕耘，要等到一九八Ο年代以后才渐成风气。

　　从事台湾戏曲研究，面临的是和大陆戏曲研究完全不同的「场面」。它没有浩如烟海的富厚文献可供挖掘探索；它还处在更草创的，必须去建构文献的起点。它只能从田野采集奠基，将剧目转换为剧本，将现象化为理论，或搜罗湮没的信息，让它们重见天日。我的研究也不例外，比较幸运之处，是一九八Ο年代以来，已经有许多学院和民间的前辈，以他们的智慧和身体的劳动，在二十几年间，累积了一定的成果，指出了可行的方向。

　　戏曲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是间接透过民俗学研究，从文化人类学变化而来的。文化人类学家搜集资料，本为配合人类学理论的需求，解决人类学的问题；当然，戏曲剧种的田野调查，也以解决剧种学理论及问题为目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方法，戏剧学也是如此。

　　我以戏曲剧种为主体，从整体历史发展的视角俯瞰，探索我所不知道的事物。田野工作帮助我从单一现象观察，掌握到整体状况，完成环境与内涵规律的建构；更帮助我结合文献，为它们拟设出一个历史纵轴的定位点，探索诸多发展问题的答案。

　　笔者踏入台湾戏曲的研究领域，系以北管戏做起点，而后花了最多的时间在田野资源依然丰盛的歌仔戏上。自1995年以来，笔者主持的台湾戏曲研究计划包括：

　　

　　这些计划各有不同主轴，为了不同的目标设计了不同的执行步骤和重点，从执行方法上来看颇有差异。在此仅以其中较为单纯的「都会型民间庙会剧场表演环境调查研究」和较为复杂的「歌仔戏的戏剧概念与理论建构(I)：以叙事学为重心」两项研究做为例子来说明。前者为剧场环境研究；后者则是一个剧种创作艺术和机制的总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