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萨满和巫在珠妈庙融合的思考
信奉萨满的满族在定居福州不久就接受了福州当地的巫信仰，最根本的原因是满人的信仰观念与巫文化十分的接近。我们从满族所立《重建珠妈祖庙碑记》中的许多言辞，仿佛看到的是巫道庙观中的碑文，夜梦老妪留言、祷神得安等等“神话”，我们都似曾相识，而这些思维在萨满信仰中亦然，尤其是对女神，满族更加有认同感。
满族如此迅速地接受巫文化，还在于福州地区巫文化的盛行，巫文化的土壤在福州当地十分肥沃。巫文化在福建人的信仰文化中源远流长，且生命力旺盛。早在秦汉时期，闽中即有许多巫道仙灵，隋唐宋时期，八闽乡村中活跃的巫师、道士被大量地塑造为神灵，其主要功能时降雨、祈晴、除病、驱疫、预测等。元明清时期，闽人的迷信思想在国内“享有盛名”，明代长乐名士谢肇制的一番言辞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信巫重祀”的不满：“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盛。”“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
巫文化的思想意识中，相信冥冥之中有许多神灵和精灵，他们操纵了人类的命运，人类必须祈祷神灵才能避免灾害；其次，相信人类可以用法术控制精灵，一个人只要虔诚地信奉神灵，神灵就会赐福于人，即使有精灵想捉弄人类，人们也可以由巫师施展法力将害人的精灵赶走。汉族士大夫看不惯的东西，在满族人眼里却有亲切感，当瘟疫肆虐之时，他们也不由自主地参与到巫术之中。因为在灵魂观念上，满族人认为世界上各种物类都有灵魂,自然界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祸福,都是各种精灵、鬼魂和神灵意志的表现。满族在祖神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对于人畜患病多加进祖神作祟的解释。同时，特别重视梦境和日常现象的征兆，认为这是祖神预兆吉凶，因此规定了许多祭祀、禁忌和禳解之法。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福州满人在乾隆年间主动修建珠妈庙的缘由是满人对该庙有信仰上的认同感。
其实，满族信仰文化中也充满了巫术的内容，如祭星是满族萨满教信仰中古老观念之一，与蒙古族的祈祷相比，它含有更多的巫术成分。据史料记载早在1483年，朝鲜人就记载过建州女真的祭星习俗，当时尚无经常、固定的祭星仪式，只在消灾祛病时采用。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有关祭星的记载，仍主要是与占卜、除祟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崇德年间，多罗厄勒洪贝勒之妃患病时，她家的章京石汉，曾“叫觋者（男巫）精古打剪纸人九个，同一太监对七星祈祷”（《清太宗实录稿本》卷38）。剪纸人是萨满医病时所行恶术，满语叫“urge faitambi”，参照《清文鉴》的释义，可知祭星禳灾的过程大致是：先由萨满剪成纸人若干张挂起来，然后对七星祈祷，希望藉七星神之力，将附在病人身上的恶鬼驱逐，嫁祸于纸人（《清文鉴》卷13）。剪纸人可能是明末才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而将七星看成长寿之星，则显然是基于七星在夜幕下永不凋落这一自然景观，在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民众心目中产生的强烈印象。当然，满族萨满教具有较复杂的灵魂观念。他们认为在万物有灵信念支配下,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兼有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崇拜对象极为广泛，有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和特定的创始人,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巫师的职位常在本部落氏族中靠口传身受世代嬗递。
八旗制度是军政民合一的满族社会基本组织制度，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不得与城市居民混杂居住，因而清代的福州八旗社会是封闭的，他们有独立的聚居区域、特殊的经济生活和教育形式；他们极少与汉族通婚，生活习俗亦与汉族迥异。然而，满族却在信仰方面很快地与汉族在珠妈信仰上相融合，说明宗教具有跨越地域、民族等等界限的能力。纵观清代福州满八旗信奉珠妈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萨满信仰与福州巫觋文化在宗教思维方面相近似，加上瘟疫流行的历史背景，痘神珠妈成为两种信仰文化的结合点，进而满族将珠妈神改造为他们的祖神、民族的神灵。在这一过程中，福州满族的传统信仰——萨满，融进了珠妈信仰，而福州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临水夫人信仰群中的“奶娘”珠妈也在此刻发生了变化，带有了满民族的色彩。
参考书目、文章：
1、许辉、定宜庄《马江之战中的八旗将领与兵勇》，载于《满族文化》第19期
2、徐晓望著《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3、《福州驻防志》新柱等总修，清乾隆刻本，福建省图书馆馆藏
4、《琴江志》民国黄曾成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影印本
5、《福州民间信仰大观》王祖麟、王光辉著，香港华星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