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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部形成的非物质文化特征很重要一点，表现在它的综合性和集体性上。民族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社会性、和普遍大众性。就如从前的满族说部虽然它是通过族长或穆昆达来表述和传承，但是它又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它是地域和族人的风习，是基于一定的范围准则和规则之中。因此说部的社会性可以是一个族体，一个行业，也可以是一个村落，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尽管这种集体性在分布上有很大的伸缩变化，但就说部本身民俗性培育了一致性，强化了传播说部民族的思想认同、民族精神。就是今天我们仍可以发现和感受到不同说部的不同风格和不同表达方式的原因，这说明它可能是同时代的人共同完善完成，也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地完善、不断完成的。如《飞啸三巧传奇》和《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由于一代一代的传承者不断加工传承努力完成，使得说部的形成具备集体创作的因素，说明说部也需要多人创造集体完成，这也增加了说部的非物质文化价值，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说部在形式或内容上的集体性恰恰表现在它的独特变化性上。如族人要举行重大的典礼或一种仪式，需要通过说部来传达祖先的意图。为了保质保量地传承这种文化思想，族长往往会安排族人中有表演和讲述才能的智者一同来表述说部，这就决定了说部本身要同时由多个人来共同完成，这也是这种文化事实也需要集体来展示的内在需要。这时，个性化的创造，个别化的形式，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加入到集体传承和集体形态中去，使说部产生出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形态。
集体创作丰富了说部往往表现出出人意料的丰富知识成果和独到的精彩想像，生动感人而十分的珍贵。在《飞啸三巧传奇》中疯爷爷突然在树上出现，体现了北方民族很深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形态，表现出了山林民族很强的生活能力，新奇而独特。而且，他赠给“三巧”们的一块“山狸皮子上的字”这个情节里显然是经过族人中“皮匠”的加工而组合进去的细节。兽皮的熟制在北方民族中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必备手艺，但是“山狸皮”制书传文则表现了山林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知识，懂得季节的变化和皮张的质量，又符合山人身份。传承者一定是一位熟悉熟制皮张的工匠，或这个工匠本身就是说部的传承者，于是这才能使这个重要细节传承下来。事实上，说部由开始的一人传承到逐渐的多人传讲和传承，最后又归集到一位主要的传承者身上，这是它发展的一种必然。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往往会极迅速地汇集各民族民间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不断地变化，又不断地集中，使自己完善并迅速传承下去。
个体的传承者往往是一个生存能力和传承能力极强的人，他善于集中祖先和族人的智慧，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满族说部的杰出传承人富育光先生，他不但精通族人的文化、民俗和历史，同时他本人又具有极强的文化传承能力，包括他的文字能力、讲述能力，还有视觉展示能力。富老师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能通过视觉表现来展示人类的记忆。许多说部中的故事、情节、内容，都是通过他的“绘画”来表述并丰富了故事内容。这是一种奇特的能力和本领：使人们触摸到了远古族人的动感生活形态，极有感染力。
说部以口头传承形式传承下来并被当今诸多专家和学者认定，它的重要之处还在于传承者很好地代表和归集了满族文化和北方诸多民族生存历程和生存形态。事实上，说部的完善是在不断地吸收北方各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基础上产生、发展并丰富起来的，如说部中诸多核心神话很多来自于北方民族、蒙古族、锡伯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族人中，它们的诸多精神成果迅速被说部艺人吸收进自己的作品之中，《飞啸三巧传奇》中的獐子部獾子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中蒙古族对狼的崇拜思想和故事，极具感染力，显然是超出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智慧，表现了说部所具备的多民族思想成果和精神功能。
说部中的许多事物来历和典故甚至选取了中原和汉民族的文化典故，这使得说部更具备了多民族的文化功能和意义。值得说明的是说部记叙了诸多文史资料和文字化的版本中所不可能记载的内容，历史和文件，这也是今天的人们之所以特别关注说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其中一些真实而古老的地名，很有特色。地名是人认识自然和记载人类自身生存形态的重要记忆。后来的许多文字记载的东西都把原有的地名换掉了，只有说部保留下了这些珍贵的东西，这也是说部的重要价值所在。
由于历史的因素，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留和记载了大量不能也不可能列入文史并记载下来的珍贵的文化内涵，有许多只是在一些文史资料中提到甚至根本没有涉及，特别是揭示人民对上层阶层历史和民族的态度及族人生存的经验，地域事件，信息，这些都不能外传，是一个民族的先人留给他的子孙的财富，是一种生存能力也是一种文化感悟，在这一点上说，它是重要的文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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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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