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笔谈·座谈

　　要 目

　　1、罗兰：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

　　2、蔡禾：中国社会学创新研究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3、谢立中：社会学的学科对象和问题领域的再认定

　　4、田毅鹏：学贯中西：重建社会学学科知识的基础

　　5、雷 洪：论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

　　6、文军：在应对社会学总体性危机中促进学科研究的整体转向

　　主持人的话：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同等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目标以来，可以说社会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又就社会学学科如何发展的问题做出了重要批示，这如同给了社会学学科一柄发展的“尚方宝剑”，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虽然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遇到了不少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可以作为考量一个国家社会发育和社会建设程度的标志。因此，重新讨论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承担社会建设重任，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此，我们特别邀请社会学界的几位知名学者就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问题展开对话与讨论。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对中国社会学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主任研究员罗兰教授谈谈她作为一位西方社会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我们相信，通过这组笔谈，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期待能够引起社会学界更广泛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文 军

　　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

　　[法] 罗兰*

　　虽然1949年前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学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间受到了全面的禁止，但在1979年得到新生以后，它很快就再次腾飞了。的确，社会学在中国已经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先锋学科了。可以说，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为它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学术活力，而它又通过层出不穷的科研成果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活力的强大及其与众不同之处。如果说在初始阶段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背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后国际社会学领域中，再生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学则很可能使两者关系倒转过来。中国社会学通过不断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中国和国际学界巩固自己的位置，这些创新与西方思想的关系时而平行、时而合作、时而对立。今天，中国同行们正在重新解读甚至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努力构建出他们自己所特有的多元化的社会学思想。

　　我们都知道，当代社会学内部正在经历着各种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体现在根据研究方向把学科分割为不同的研究领域，还体现在各种理论观点的分歧、对社会事实观察的不同视角和建构方法。从当前中国社会学各种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院领域存在着一种研究的多元性，其中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统一其他研究并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事实和理论解释之间关系明确，但没有哪一种流派能够以明显优越的姿态呈现出来。中国社会学界内部似乎能够接受这种多种科学规范的共存，这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多样性和不同观点的共存成为可能（当然其条件是社会实践与社会学理论之间存在一种真正的辩证关系）。但是，在法国，符号互动论、民俗学方法论、理性选择理论、交往理性理论、基因结构主义……等等，它们之间往往互相拒绝承认对方的合理性，这好像有别于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中各种传统的历史家谱没能以连续的方式得以撰写。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学研究看上去比其他研究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立场，或更注重对理解或互动过程的描述。我认为，在学院领域内，中国社会学学科领域内同时并存的研究立场的多样性是完全合理的，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关系，它们各自都能分别帮助理解同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不同侧面。这个科学多元性反映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学者们处理这些现象的视角充满活力。他们的研究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一个稳定而又变动着的概念空间，能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而他们的研究对象总是具有可视的一面和隐藏的一面，以此来吸引不同领域的专家。在这个多元性的学科里，知识是在由理论和实践构成的连线上生产出来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社会学家对欧美社会学流派了如指掌。他们在不同研究中区分或联系各种理论，却从不否认它们的合理性。但他们能够对不同范式进行组合，以创造出能够解释不同社会事实的社会学。他们认为社会学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他们成功地将自己的社会学扎根于昨天和今天的中华文明里，同时也扎根于与欧美社会学的承传、借用和融合之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与欧美尤其是法国社会学理论之间的承传关系。第一次当然是1917年就引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学争论至今带着这个渊源的烙印。不过今天这个历史关系已经不是唯一的了。我们还记得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Park）和他的女婿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31-1932和1948年曾两次赴中国任教，为中国带去了当时欧美社会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另外，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互动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各种行动理论等等，无论是来自于欧洲大陆的还是北美的社会学理论，都已被许多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熟练掌握并运用到了各种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之中。相比而言，我们却很少在欧洲社会学家的参考书目中找到中国学者的名字。

　　作为法国社会学家，我们该怎么看待30年来中国社会及社会学的发展呢？我的基本看法是：（1）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的中华文明，其影响都在日益增强；（2）通过结构化分析“生产社会”这一观点正在不断发展；（3）随着互动和自主性的加强，个体的地位将日益突出；（4）中国社会学者正在努力创造出独立自主的理论以摆脱文化殖民主义和西方看中国社会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目光；（5）中国社会学总体上是包容性很强的，而这恰恰是欧美社会学所难以具有的品性。如果说欧洲社会学有民族中心论和闭门造车的问题，中国社会学却完全不是这样。后者在向欧美社会学学习之后已开始明确地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中国社会学中理论范式不断位移和交叉，拒绝民族中心论姿态、抵制前殖民思想模式霸权、坚持思想的地方性——而欧美社会学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难以容纳非西方的思想。

　　正是多元思维模式的存在，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些开始以正式的理论学派呈现于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共同的中国文明基础上能够对结构、行动、互动和主观性进行不同的组合与建构，各种理论能够赋予各种概念以不同的含义，虽然他们之间的差异性由此而突显，但中国社会学也因此获得了多样化的品性。例如，孙立平倡导的“实践社会学”认为布迪厄社会学是一种静止的社会学，因此要明确地与它划清界线。在孙立平提出的实践社会学里，行动者有意识地在扮演角色，其主观性与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历史事件和“隐形”社会形式之间都建立了联系。实践社会学将结构化、文明化、互动和主观性放在同一高度，并使结构化和文明化成为主导概念。还有众多中国社会学家所努力建构的“转型社会学”，他们将社会转型看作完全不同于东欧国家的、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文明的产物——文明作为价值和社会生活运作体系，他们会运用实践社会学来深化社会转型的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正是因为转型的力量才促使学者们赋予结构化以新的地位。不管怎么说，库恩意义上的理论范式正在中国社会学家中成型。

　　与之相比，欧洲社会学大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整体主义、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微观社会学/宏观社会学这些永远对立的基础上，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却见不到这种两分论，它是多元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各种社会学思潮能够不停地探讨西方社会学的范式，而欧洲的社会学家却难以做到。库恩认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角色举足轻重，我们则认为在理论创造的方式和类型问题上文化的影响更值得深究。

　　当然，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在不同研究中能够较好地区分或联系各种理论，但却很少怀疑它们的合理性。尽管他们不断地在追踪当代西方层出不穷的社会学理论，但还是对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及其理论关注不够。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参考书目里很少找到方法论个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的代言人和欧洲研究当代个体的学者。北美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的观点和思想也很少被引用。这些作者的缺席从反面刻画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他们在寻找中西方对话方面还表现的较为被动。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犹如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其对世界社会学的贡献必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将承载起更多的世界责任。

　　（作者简介：罗兰，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里昂第二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