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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解码模式
这种模式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生产者把特定文化意义以符号形式通过编码而隐含在文本当中，符号是显在的而意义是潜在的，读者解读符号的过程也就是意义解码的过程，他们要通过解读显在的文本符号，来解释出符号背后的潜在意义。在此，意义是中心环节，编码和解码构成了两端，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意义的多样性和相对性问题。
结构主义首先是在神话分析进而在文本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体现在它的神话以及其他的文化产品中的象征性意义，结构主义就是要通过解读这些神话或文化产品来理解这些意义，解读过程也就是符号分析或者说符号的解码过程。其过程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要对组成文本符号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共时分析，发现这些要素之间的横向联系，揭示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从而发现不同符号背后的象征性意义；二是对各种文化现象、素材进行历史分析，揭示出事件发展的前后联系和因果关系，进而揭示出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
当文化研究者把结构主义用于文化产品的社会学分析时，这种符号分析方法就产生了新的意义，即用符号学方法论来解读当代文化的意义问题。霍尔从结构主义中吸收了编码和解码概念，以此来解释和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产品不同的意义解读，从而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不同反应。尽管媒体操控在主导阶级手中，但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而这些经历和体验构成了他们解读文化产品之内在意义的基础。因此，文化产品所内含的主导意识形态在不同社会群体的解码中就会发生变异，那种设想主导意识形态会自动地被受众完全接受的假说在这里是不成立的。
文化受众主动论模式
这种模式认为，文化受众文化意义的理解、创造是主动的，同时文化产品的意义也是变动的和多样性的。文本因其意义的不确定性、不周延性以及开放性，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义填补空间，接受者解码文本的过程也就是意义的再创造过程。生产者只是提供了一个意义的滋生源，文化产品的意义更多地是由接受者决定和产生的。这个理论来自于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接受理论，而在80年代之后被诸多的文化研究理论家所接受和应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就是代表。
接受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的姚斯、伊瑟等创立的文学批评理论。伊瑟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认为，文学文本中存在着诸多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它们决定了作品的“召唤结构”，这是作品意义实现的关键。接受者的阅读和理解受到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个性素质、阶级关系等影响，在阅读过程中必然产生各种联想，填补文本跳跃的时空，进而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推断和填补。只有通过阅读，通过接受者的参与，文本的意义才能得以产生、实现和丰满。离开了阅读，作品的意义就是不完整的，甚至只是一堆缺乏生命的死材料。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具有决定性，是他们主动丰富、创造、开拓了文本的意义。
在文化研究者把接受理论运用到文化研究中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它自身有什么样的特点，是意义固定的客体还是意义不确定的客体；第二，影响接受者在解码文化产品的意义时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判断阶级、性别、年龄、种族、社群、主流意识形态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第三，接受理论的解读模式肯定了接受者的主动性，但是没有阐释不同接受者的主动性本身存在的差异。
受众主动论模式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他确认了社会大众在大众文化意义创造过程中的完全主动地位。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社会大众主动地利用统治阶级所提供的文化资源而创造的属于自己的文化意义，不是强加的或被动地接受过来的，而是社会大众自己“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同阿多诺的观点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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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6-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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