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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当时的诸多相关资料，让人不断加深的一个印象是，民国时期知识界“以学为本 ”的态度决定了歌谣采集和研究的文人化、学术化和非中心化。顾颉刚答复舒大桢的信 中提到过“空闲的缺乏”。那是什么意思呢?顾解释说是因为“我们”有志研究歌谣的 人都没有空闲工夫：教书的教书、读书的读书、办公的办公……都在忙着；对于歌谣嘛 ，只是硬抽出一点工夫来做。一句话，都是副业和“客串”。周(作人)先生是文学家兼 任文科教授，钱(玄同)和沈(尹默)先生专治“小学”，常惠是法文系学生，(注：此处 关于当时几位教授合作分工的介绍，参见常惠给蔚文的回信。参见北京大学《歌谣周刊 》第4号，1923年1月7日。)顾颉刚本人主攻历史……可说是各有其行，虽曾因征集之事 而有分工合作，但主业都不在“歌谣”上面。顾颉刚在后来的《古史辩自序》里坦诚道 ，对于歌谣，自己其实并没有兴趣，研究歌谣“是有所为而为的”，那就是只想把歌谣 作为研究历史的“辅助”。[3](P270-281)美国学者洪长泰因此把顾等人称为民间文学 的“业余爱好者”，强调说他们——除了后来的钟敬文一人外，都不曾把研究歌谣当作 安身立命的正业。[11]
那什么才是这批新知识分子的正业呢?简而论之，就是为新“民国”——或曰新生的“ 民族国家”——服务的“新国学”。其中俨然挺立的三大主干是“新文学”、“新史学 ”和“新科学”(注：1925年，梁启超以清华大学为例，撰文论述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 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指出至少对于该校来说，最为重要的学问包括三类，即自 然科学、工学和史学与考古学。参见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 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这些主流“学科”，或重组、或新建，均扮演着开风 气之先的角色。相比之下，未曾完型的“歌谣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声部和回应而已。
基于这样的背景，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歌谣研究终未独立成“学”，但其所派 生或相关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乃至后来的人类学等新生学科仍不断被视为“学术界的重 要部分”，加入到了的被称为“新学术运动”的总体行列之中。至于民间的“歌”由“ 唱”变为“学”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发生，值得另行讨论。这里接着分析歌谣研究与 “新文化”的关联。
在前面的论述里，曾对顾颉刚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作过介绍。因其中的观点较 为重要，这里不妨再引以为例。在同一篇文章里面，顾在依据中华民国的成立为界、判 定今后须替得民众文化的翻身努力之后，接着声明这并非意味着从此就可要喊出“打倒 圣贤文化、改用民众文化”的口号来了。事情不是这样的。顾颉刚分析说，民众文化虽 然近于天真，但也有许多不适应新时代的“粗劣”，因此“我们”要喊的口号是彼此相 关的两句：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
怎样相关呢?应当把“圣贤文化”和“民众文化”各置一端：
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 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 化平等研究。
最后，顾颉刚总结的模式是：收集文化材料——研究文化价值——批评文化价值，然 后——创造新的文化(迈向新的生活)(《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钟敬文记录整理])。
关于清末民初以后对中国“新文化”、“新生活”的呼唤和营建，不独为歌谣研究圈 的创举，而是那个时期“知识界”——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的普遍 提倡和共识。于是，顾颉刚等学者由征集和整理起头所引出的对歌谣之种种“发掘利用 ”，显然又再度归并到了前述新时代的“知识流”当中，并与之形成彼此参引和发挥的 群体互动了。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收稿日期：2004-11-20）
【参考文献】
[1]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1995.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胡愈之.论民间文学[J].妇女杂志七卷一号，1921.
[4]汪馥泉.民歌研究底片面[J].中国文学研究，1927.
[5]朱介凡.中国歌谣论[M].台北：中华书局，1983.
[6]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年刊[J].1999，(创刊号).
[7]梁昭.一个被忽略的“背影”——论朱自清的《中国歌谣》[D].四川大学中文系200 1届学士论文，2001.
[8]朱自清.中国歌谣[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9]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A].钟敬文.歌谣论集[C].
[10]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1]洪长寿.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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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6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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