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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木朵：当你被拍照时，当时你是否感觉到有一个不同于往常的自己一下子出现在相机前，好像有两个自我相继出现，后来这一个则是相机行事、善于妥协的自我？当你被介绍给初次见面的一些诗人时，是否觉得有一丝不适，似乎刚才被人讲述的一些情况与真切的形象相距甚远？这样，我便好问到：在事后，比如隔了好几年，重看曾经致力去完善的一首诗，你总能明显感到在某些地方那位诗作者与你（现今的你或记忆中的那个你）判若两人吗？有时，你会不会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桑克：我是不喜欢被拍照的，原因也比较简单，被一架机器反复端详不是什么舒坦的滋味。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拍了一些照片。对我来说，不过是人生的记录而已。拍照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如果这时存在两个自我，那么更多的也只是一个表面自我吧。拍照可能不如揽镜观察细致一些。博尔赫斯就是那么做的，并由此予其较多的玄秘色彩。但是拍照具有取样功能，我也清楚。从表面，从表情，从服饰，或能发现一个时代的风俗和一个人灵魂的某种外在痕迹。和人初次见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适的，因为我的职业是记者，三教九流全都接触的。我自己曾以各种形象被转述或误读。这些我并不在意，有的我自己还当作笑话讲给一些友人听。有的转述相当离谱，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并不了解我。在人群之中，我自己算是最了解我的。当然也有一些不了解的，而这正是我写作的一个来源。
多年之后去看一首旧作，有时的确仿佛不是自己写的，而是另有其人。但仔细琢磨之后发现还是自己写的。这种情况其实不难解释，这是变化造成的，不光是时间与环境的变化，也包括自身的变化，更主要的是阅读情境的具体变化。换一个时间读，可能就没这样的感受了。在这个时候，我并不怀疑自己的由来。我理解不同年代的自己，正如我理解不同年代的别人。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确是经常问的，但不限于阅读旧作的时候。我一向认为，这个问题不宜孤立地追问，否则容易导向一种浅薄的虚无倾向。多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有益的，它不仅使你谦卑，更重要的是，它还让你的生活和写作至少有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依据。
⑧木朵：福楼拜所谓的“风格的折磨”也好，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也罢，更多的是指“被折磨”、“被影响”，如果从“折磨他人”、“影响他人”的立场看，是否也存在一种一旦写作就与生俱来的对声名的焦虑：仿佛这个人总想给后人留下防腐的遗产？如果哈罗德·布鲁姆“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这一观点能得到证实，对于一位健在的写作者来说，应如何自我缓解那种预言造成的干扰？关于一位诗人的影响力，例如杜甫或黄庭坚，在生前大致是怎样发挥出来的？
有一些注疏或文学批评表示：前辈诗人的影响力往往是一个时代风尚做出的选择——要么通过倡导先前的风范，以遏制近期的恶习，要么避开今人的追求，找药方般的另寻山径。也许观察“江西诗派”的兴衰浮沉，就能找到一部关于影响与被影响的小小史册。
桑克：对声名的焦虑在初生之时只是争取生存的心理反应，转至文学领域则比较复杂，既有生存之后的发展考虑，也有对不朽或永恒的精神诉求。这些我都是理解的，对我而言，永恒的诉求简直就是奢望，我年轻之时曾有这类想法，那不过是对苦难现实的报复，现在已经淡漠，因为我的骨髓深处仍然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与其他同类略微不同的是，我不过是更加绝望而已。因此我更加关注发展，但它的核心仍然是关乎生存的问题。生存与发展本来是两个阶段，现在竟然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至于何种遗产可以防腐，我想今人不宜越俎代庖，我只知道当世这种猜测是徒劳的，后人自有判断与抉择。我对遗产的认识也不过是想象而已。它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但它毕竟只是想象而非事实。历史看起来是必然的，实际上偶然性更多。两代人就可以证实预言？我以为布鲁姆略嫌乐观，经典埋藏千年也非虚幻，重新发现或估计价值早已是文学研究的必有之义，当时显赫并不能保证后世声名，这就是文学的自我筛选能力。经典或预言对我并非压力，面对它们我也从无焦虑之感。我有我的生活，这就决定我有我的写作。所以对未来我从不奢望，我只想写出自己的生活。预言到我这里戛然而止。但我会学习经典，并在平凡作品之中发现经典性，但这些并非我的主要工作，我的主要工作仍是动笔。这里提到的题，我自己认为是不宜考虑过多的，甚至我主张根本不必考虑。对自己的写作负责就已足够，至于声名与未来，根本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何苦浪费时日？
杜甫生前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的声名或影响是逐渐形成的。对这些学者已有专论，我并无资格谈及。有一点我想着重说明，即使历经千余年杜甫声名累至此境，但他的作品真正影响了多少世道人心呢？沦为花瓶或口实，也非我的杞人忧天。与其讨论杜甫生前，不如阅读他的作品，这不仅是最大的敬意，也是他的影响真正发生之时。影响是通过阅读发生的，所以我将影响的问题替换为阅读的问题。怎么对待阅读？阅读前人作品，倡导某种品质，这是先前复古主义者之常法，不仅江西诗派如此，其他革新派如前后七子莫不如此。他们所谓复古，不过是对当世积习的反抗，这和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有利的历史资源。今人不必托名复古，站在今日立场，倡导现代性即已具备充足的能量。如果盲目或简单地追随杜甫，即使出众若黄庭坚者也一样不能有所成就。他学习杜甫，正是为了超越而结构其个人的完整世界。杜甫本人学习对象更多，仅以何逊为例。何逊对某些读者而言完全陌生，但他重要到何种程度？以我不恰当的比附而言，他之于杜甫恰如哈代之于拉金。哈代名垂后世，而何逊呢？他的价值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尊敬，对他的研究仍然不脱前世旧论。再说唐诗，固然丰厚，但以我观之，何如魏晋朝气？而宋诗清诗之被定论更是荒诞不经，其价值仍然有待重估。我并非一味做翻案文章，我不过不相信人云亦云，更相信自己阅读之时的真实感受而已。不疑处有疑，才是做学问。而作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更应该相信具体的阅读，而不必为隔着数层皮毛的声名所惑。所以我想，倡导影响之学不如倡导阅读，阅读才是确
切的。我一同学历四年之久读罢全部巴尔扎克，我问其书如何？他愤答全是垃圾。虽然这一见解我绝不认同，但对他而言却是通过阅读而得的教训，这自然受到我的尊重。其实，阅读见解并不重要，它不过是影响的某种折射而已。一个人怎么写出真实？我以为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修养，这里包括你所说的遏制与避开，二是挖掘自己，写作的全部奥秘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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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7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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