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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与全国各地文物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一样，拉萨帕玛日山上的关帝庙即格萨尔拉康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幸运的是，其主体建筑基本保存下来了。“文革”结束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关帝庙即格萨尔拉康也得到了重修。此次重修的文殊殿与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虽然与原初不尽相同，但当时是在“文革”的废墟上完成了重修任务，应该说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和保护文物作出了贡献。同时，文殊殿与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所反映的基本文化理念得到了继承。
关公信仰转化为格萨尔崇拜这一文化现象，表明汉藏文化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的事实
汉地道教的关公传到了西藏后被格萨尔化，这并不是藏族同胞分不清关公与格萨尔，因而将二者不分清红皂白地混为一谈。而是为了让藏族同胞用自己熟悉的格萨尔的形象来对待、接受关公信仰，藏族的学者和工匠们移花接木，以西藏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来连类、比附祖国内地的道教文化，以此为思想铺垫，让藏族同胞接受关公信仰。这表现了藏族同胞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和路径，也是异质文化本土化规律的一个表现。
藏民族在汲取外来文化时历来就不是被动的、僵硬的、照抄的吸收。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当时的大昭寺为3层楼阁，内部供奉的法物，除了以藏王松赞干布为其形象塑造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和随尼泊尔赤尊公主迎请的世尊不动金刚佛以及弥勒法轮、圣救度母等佛、菩萨塑像外，还有尼泊尔工匠在吐蕃塑造的诸如世间自在、忿怒度母、圣救度母等神佛塑像。特别是大昭寺的梁、柱、墙壁上都刻写和彩绘了佛经、佛像以及吐蕃的王统世系、各种传记、随语或预言、苯波教的一些仪式等等。表达了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地苯波教文化共存的心愿，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大昭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熔于一炉，在吐蕃第一次实现了藏族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藏传佛教高僧巴俄·祖拉陈瓦所著的《智者喜宴》关于修建桑耶寺的历史记载，“神像塑匠师提出将神像塑成印式还是汉式的问题，堪布说佛诞生在印度因此要塑造成印度样式，赞布说塑造成藏式能得到信仰苯波教的藏人的信奉，于是宣布召集全体蕃民要把神像塑造成藏式。修造吐蕃人像，找模型时召集蕃民，从中选出了体形较好的库达查为模特儿，修建阿利耶巴洛洲喀罗桑布尼；以唐山达伦为模型，在右雕造六字箴言；以玛桑贡为模型，雕造马头明王门敬；以天女形象的美女觉热萨王妃拉布曼为模型，在右塑造度母像；以觉热萨王妃努琼为模型，在左塑造光佛母像。”这段历史说明藏民族对外来文化既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同时又能够机智地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巧妙结合。因此，如果认为关公就是道教的神灵，在西藏也应该只是他原初的形象，这就抹杀了藏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也不符合汉藏文化交流中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更偏离了中华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主旋律。
拉萨帕玛日山关帝庙是纪念汉、藏、满等民族共同抵御外来入侵胜利的象征。当时，把关公作为战神祷祀，给了将士们必胜的信念，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因此，藏族把战神关公转化成自己心目中百战百胜的英雄格萨尔，关公就是格萨尔化了的战神的信仰方式。所以，这座关帝庙及关帝像与内地不尽相同，一开始就具有藏族的特色。当地藏族信众来朝拜后，看到本土化的关帝塑像与左右战将会立即联想到格萨尔与格萨尔左右战将，从而肃然起敬。于是，新建的关帝庙也得到了深信藏传佛教的当地居民的认可与敬拜。这主要归功于藏汉塑像师与工匠们，他们把关公的塑像与格萨尔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萨尔化了的关公像。本人认为这也就是将道教神灵吸收成藏传佛教神灵的一种方式，我们把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主要供奉的塑像既可以当做格萨尔来敬仰，又可以当做关公来纪念。
当前，我国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相互依存性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如何学习、吸收、融合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主题。本文讲述的是藏民族将汉民族的关帝信仰吸收、创新、融合成格萨尔信仰，从而将汉地的道教神灵吸收、转化成藏传佛教神灵。或许这种极具特色的文化传播与吸收方式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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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14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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