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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研究原始民族起家的一门新兴学问，文化人类学认知的性质和知识结构本身就带有非西方中心的、非主流的、非贵族化的倾向。这种认知倾向，对于解构西方现代性知识/学科的合法性和普适性，重构以少数族裔和弱势话语为特色的、另类视角的全球新知识系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和地方性知识范式，都成为后现代知识观得以确立，并挑战和取代现代性知识观的学理基础。后现代理论宗师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立足于后殖民立场，强调形形色色的边缘文化弱势话语的“叙述知识”，并以此与以西方为中心的“科学知识”相抗衡。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实施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抢救工作一样，标志着人类学新知识观的后现代变革精神。
这种旨在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后现代知识重构运动，对西方传统的贵族主义倾向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造成冲击，引发了文史哲学科研究的诸多变革倾向。如1986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将第一章的位置交还给由印第安学者执笔的“印第安文学”，这是自从有西方人撰写的美洲史或者美国史以来，第一次将被殖民的原住民族放置在历史开篇的首要位置，而将殖民者的文学和历史看成是美洲大陆上次生的文化现象。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哲学观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过程，同步发展的后现代观念变革还清楚地表现在以下知识领域：在历史观方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在种族观方面对白人中心主义的解构，在价值理念方面对资产阶级上升期启蒙运动的反思批判，在性别文化上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反思批判，在自然观、生态观方面对西方式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和清算，等等。笔者将这些殊途同归的文化转向现象归纳为旨在回应现代性危机而产生的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文化寻根思潮。盲目追随西方现代性路径的当代中国知识界理应关注后现代知识观的再启蒙作用，尤其是其在重构中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文化理念和历史观方面的重要借鉴意义。
当国人按照习惯使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一类概念时，一般不会有反思的余地。此类措词在日常语言中使用也许没有必要计较其利害得失，但是要作为学科术语使用，就需要在学理概念上仔细权衡辨析，追溯其发生的“学科”系谱，这样方能警惕到“语言牢房”对思考者的宰制作用。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7年颁布的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文学、历史学学科、专业目录中，文学下设的一级学科为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分语族）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历史学下设的一级学科为历史学，二级学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
受到文野二分的正统中国文化观制约，中国语言文学（中文）被作为一级学科，推广到一切有文科的高校建制中，其讲述内容无非是汉字记录的书面文学及其历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被作为二级学科，只在民族院校等有限范围内获得高校建制，而绝大多数以中国语言文学为专业的学生则根本不需要学习相关知识。于是，蒙古族文学只能在蒙古语系的课堂上传授；壮族文学只有对壮族学生而言才是必要的知识；彝学虽然已经在近80年时间里积累下丰富的知识资源，却是绝大多数非彝族学人无暇顾及的学术“偏门”；哈萨克族巴克思（哈萨克英雄史诗的演唱艺人）能够通过演唱诗歌来消灾祛病的情况，也根本不会被哪一位编写文学概论的理论家所顾及到。
不难看出，以中文和少数民族文学为二分基准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学科制度，貌似天经地义，其实隐含着根本的缺陷和弊端。历史学方面的情况更加堪忧，在上述8个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根本看不到关于少数民族的名目。在此机械分割式的学科视野限制下，日益僵化的学科本位主义成为貌似合理合法的常规态度，它严重阻碍着我们对中国文化特性的总体认识与深度研究。任何具有突破性的创新研究，都首先要同这种制度化的学科本位主义进行斗争，经历一种反思、解构和重构的再造过程。
从大处着眼，今日大学中的文史哲诸学科，皆为现代性西方学术话语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需要对其作总体上的反思批判。只有剥离现代性学科中的殖民色彩和王朝正统偏见，消解其文化霸权话语的遮蔽，方能找到还原和整合的路径。就我国学界和教育界的现状而言，多数人还沉浸在学科建设的幻梦之中，这样的“解蔽”要求近乎奢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是迟早要发生的。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的普及对此会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大学里的学科设置和专业教育等问题，过去的观点大多持中性立场，而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的启示下，学科划分与教育内容选择的非中立问题得到深刻揭示。特别是近年的知识社会学研究，重新认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表达的批判立场，并受到福柯和布迪厄等20世纪后期思想家的强烈影响，开始着力批判大学教育中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支配。几乎在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里，同样的批判性反思课题在等待着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只有他们普遍觉悟，按照平等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使教育内容有所改观，才有可能使大学学科设置和专业教育等问题的解决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09年7月10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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