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一、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错了

 

　　这个题目涉及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现状。从20世纪晚期起，我们就被困在后现代主义自己造就的无知以及新自由主义自称的万能之中。后现代主义热衷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解构，如一位卓越的美国人类学家所说，它有“精巧而自由的不确定性”，这种观念使我们对于不确定性已经麻木不仁了。而欢庆胜利的新自由主义则把理性选择和最大化利己的经济主义前提当作普遍的人性特征，并用这去解释从青少年的过失行为到自杀率的一切行为。我们要么由于后现代欢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一无所知；要么由于新自由主义而变得无所不知，其实也还是一无所知。

 

　　有意思的是，后现代主义所攻击的系统性和秩序，即所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元叙事”；人们常常把它们等同于启蒙运动；后现代主义与它们的对立，在很多方面使得它成为19世纪反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的再生。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观察到，后现代主义为了反对启蒙主义的真理和理性标准，“将世界看成是随机、没有根基、多样、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看成是一整套不统一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则孕育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怀疑真理、历史和范式、自然的既定性和身份的内聚性具有的客观性。”

 

　　那些标榜时尚的词语，在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作品中早已经流行起来，传递着关于不确性的浪漫价值。想想当前社会科学主义的流行程度，你们就可以明了：比如“灵活的”、“无限制的”、“不规则的”、“随机的”、“有争议的”、“分形的”、“不稳定的”、“流动的”、“分离的”、“截面的”、“不可预知的”、“千变万化的”、“不一致的”、“转化的”、“去中心的”、“可穿透的”、“颠覆性的”。这样，我们也许已经不再谈“结构”、“文化类型”、“系统”、“绝对关系”、“文化秩序”、“文化形态”、“支配符号”、“民族精神”、“本质”、“社会事实”、“比较归纳”、“互补性对立”、“编码”、“机械团结”、“交换领域”、“功能关系”、以及其他类似的标示社会与文化中某类秩序的词语。

 

　　结构的观点因此已经失去信任，被解构，我们只能将个体主体视作社会现象的决定性要素。后现代主义对个体主义的强调以及对任何集体秩序的敌意，使得它与倡导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在同一理论位置。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之间有着同样的合谋。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就学术领域的流行程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却处在不同的轨道上。新自由主义凭借着资本主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凭借所有东西的市场化，包括从基因到水、从大学到监狱管理的市场化，它逐渐成为21世纪主导的社会科学范式。当后现代主义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这一科学意识形态时，它号召终结元叙事。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文化秩序是无序的，而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项元叙事：这种普遍论调使后现代主义者陷入克里特人的那种逻辑困境中；克里特人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

 

　　新自由主义将竞争性的利己主义视作人类的天性，它在生物学家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社会生物学家们所谓的“自私基因”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自私自利算计。

 

　　竞争性个体主义被当作生物尤其是人类的推动力量，而嵌在西方本体论和学术领域中。所以即使不考虑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社会科学的主导范式，它也已经扎根于物种生物学中，并由此连接了文化和自然；它野心勃勃地企图成为有关人的条件的霸权哲学，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但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按这个理论去理解人性，我们就不得不放弃对按文化存在而生活的几乎所有已知知识。

 

　　二、新自由主义忽视了社会的文化价值

 

　　如果按经济学家的方式理解市场经济，我们不得不放弃有关价值的文化形式的所有知识。虽然经济学声称是一门经验科学，但它本质上是一门柏拉图式的学科，它是基于一种理想的经济人假设；这门学科把个体主体理念上的理性行为作为其智识对象。通过这种假定的合法“抽象”，为物质生活提供意义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秩序就被化约为主观行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这种主观行动本身则被剥去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内容：将稀缺的手段理性地分配给不同的目的，为的是获得最大的回报。经济学家们抛弃了关于人和物的文化图式（sc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