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姓氏分布不平衡,大姓人口爆炸。
中国古今使用的汉字姓氏,多达两万余个。但由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古今大量姓氏已经废弃不用,由此造成我国姓氏在全民人口中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表现为姓氏用字单调、大姓人口比例庞大等现象。我国目前使用的汉字姓氏约为3600个,而在汉民族中有87%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也即在11亿人口中约有9.5亿多人只用了100个姓氏。在这100个姓氏中,王、李、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等19个大姓的人口却占了汉族人口的55.6%,也即全国大约有一半人口只使用这19个姓氏;而在这19个大姓中,居于前三位的李、王、张三个“超级大姓”则占了汉族人口的22.4%,其中以李姓最多,约占7.9%,王姓占7.4%,张姓占7.4%,这就是说全国约有2.5亿的人只用了这三个姓。
大姓之所以“人满为患”,这是长期的历史积淀造成的。首先这些大姓在历史上往往就是“国姓”(帝王之姓)或是世族望姓,人口一直较多。如排列在当今人口最多的前面19个姓氏,曾为“国姓”者有:李、刘、赵、朱。李姓——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立国276年(618-690,705-907)。刘姓——汉高祖刘邦,开汉朝414年基业(西汉:前206-9,东汉25-220),另有蜀汉、北朝前赵、南朝宋,其君主也为刘氏。赵姓——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国祚320年(960-1279)。朱姓——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国祚294年(1368-1661)。李、刘、赵、朱四姓所立唐、汉、宋、明四朝,计为1301年,占了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开始获得保存迄今(前841-2099)共2850年的信史时代的46%,几近一半。这四姓对于中国历史、中国姓氏史的影响可谓大矣!
19个大姓中的其他姓氏,有的也曾为“帝王之姓”,如王(王莽之新朝)、张(张茂之前凉)、陈(陈霸先之南朝陈)、杨(杨坚之隋朝)、孙(孙权之三国吴)、高(高洋之北齐)、郭(郭威之后周)、马(马殷之五代楚)等,其他黄、周、吴、徐、胡、林、何数姓,在历史上也多是望姓大族。这些“国姓”和“望姓”长期以来一直为帝王将相之姓氏,声势大,影响广,其人口也特别多;再加上通过赐姓,有不少别的姓氏(如汉、唐、明三代帝王曾大规模搞过赐姓)改为帝王之姓;另外,还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也纷纷改为这些“人多势众”的望姓。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姓氏,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也还在改从这些大姓。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这些姓氏的人口就无疑急剧增加,以致造成今天这样的大姓人口“爆炸”的情况。
第三,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已成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各少数民族经过长期交融汇合形成的。在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将本民族原有的姓名制度(如父子连名、有名无姓、多音姓氏等)改作汉族习惯的姓名形式。比如多音姓氏的单音化。我国史书记载中出现的极大多数二字姓和所有三字姓、四字姓、五字姓等,均来自古代少数民族的姓氏译音,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复音姓氏极大多数已改成了单音姓氏。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有不少蒙、满族的复音姓氏,如纽尚、觅诺、兀林歹、阿儿剌、八鲁忽剌、乞失迷儿、忽神忙兀歹、按摊脱脱里、瓦只剌孙答里、卜领勒多礼作台等,现在这些姓氏已大多不用了。1981年出版的《新编千家姓》(严扬帆编)共收集了单姓、复姓3107个,里面就没有三字以上的姓了。从前满族有“八大姓”之说,现在这八大满姓已全部汉字化:佟佳氏改为“佟”,瓜尔佳氏改为“关”,马佳氏改为“马”,索绰罗氏改为“索”,齐佳氏改为“齐”,富察氏改为“富”,纳喇氏改为“那”,钮祜禄氏改为“郎”。
随着边疆建设的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交往,少数民族新生一代取作汉字姓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演进至今,已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姓——名”形式几与汉族无异,以至于本民族原先的姓名制度,在年轻一代已不暇致详了。笔者曾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作过调查,该系大四年级有26位本科生来自藏、彝、傣、白、苗、侗、满、回、羌、布依、土家、高山等12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姓名符号已完全汉化,诸如:毛斌、周跃华(藏)、徐斌、普春文(彝)、杨茂森(白)、何永勇(苗)、罗建梅、杨光、石川(侗)、王鸿(满)、李向荣(羌)、夏兵(布依)、黄明(土家)、彭丹姬(高山)。如果不看点名册上注明的民族,就会把他们都看做是汉族学生。
少数民族姓氏符号的汉文化倾向,是各民族团结和睦、互相交融的自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姓氏毕竟是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晶与个体的符号标志,没有特定的需要是没有必要简单划一的。同时,由于大量人口纷纷改为汉族的大姓(如李、王、张),由此也促成了当代中国姓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导致“同姓名”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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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2009年7月8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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