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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民俗学家”的论文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是高丙中的《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2期），引证数达到100篇（截止2006年），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引证文献，能够确认的民俗学论文不超过5篇。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解释为高丙中的研究成果是跨学科共享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民俗学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俗学的从业人数少，也不是这些从业人员的素质差，而是他们人人自扫门前雪，无人光顾邻家门。
正是由于民俗学学科对象太泛，话题很不集中，导致了学术话语的不可通约，学者们自言自语的现象非常严重。每次民俗学大会上，表面看起来人声鼎沸、众口喧哗，实质上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的我不懂，我的你不懂，大家变得只有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才能找到“共同体”的感觉。这样，“学科”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也就逐渐丧失了，民俗学大会变得更像是一次“学术赶集”，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近乎名存实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魁立说：“假定真是说民俗学什么都包括，无所不包，那民俗学也就没有了……民俗学要有一个坚定占领自己阵地的本体论观念。我们有个不良现象，容易一哄而起，有个热门，大伙一哄而上，这是学科幼稚的表现。” （刘魁立等，1989）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更大的荒唐还在于，民俗学家们常常坐在一起吵吵嚷嚷地讨论一些虚拟的“学科基本问题”，比如如何理解“民间”、如何理解“语境”、如何理解“田野”之类。事实上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民俗学“学科基本问题”的讨论都没有结果，或者难以取得共识。如前所述，民俗学从业者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是一个民间文化的“爱好者共同体”。一群本来应该分属于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天真地误以为民俗学是一门具有共同学术语言的实体学科，可事实上这个想象的学科基础并不存在。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学者具有共同的文化信念，比如民本思想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等等，但要注意，文化信念不能替代学术语言进入科学研究的操作系统。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学术语言是不可通约的。
本来就是不同学术取向的、不可通约的学者，硬要寻找一批彼此通约的共同语言，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刘铁梁与刘守华为例，要想在村落研究与故事研究之间找出什么共同语言，无异于牛头对马嘴。除了牛头和马嘴都在田野中吃着野草，再难找到别的共同话题。
尽管费孝通、刘魁立等学界领袖早就已经意识到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提倡继续扩大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以缓解民俗学的学科危机，甚至还有人写出了《泛民俗学》这样的专门著作。由此可见，所谓的学科名称和学科界限根本不可能有效地遏制民俗学的庸俗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既有的学术评价机制，民俗学的学科地位不可能获得根本性的好转。
但是，民俗学的危机不等于特定学术共同体的危机，更不等于民俗学者的危机。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在当今国际史诗诗学和口头诗学界就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与该所所谓“四大金刚”及其同道们的同声呼应是有很大关系的。正是这种相近的学术取向，使得大家能够劲往一处使，也使得该所成为了国际口头诗学的一个重镇。
再比如，以刘守华为核心的一批故事学家，如陈建宪、顾希佳、江帆、林继富、孙正国、郑筱筠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们，已经明显形成一个具有相近学术取向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在故事学方面的成绩在民俗学界显得非常突出。他们的工作与民俗学其他杂七杂八的研究方向似乎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关系。只要他们愿意，这个学术共同体完全可以脱离民俗学界而独立存在，反正在民俗学这个大集市上，他们不买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买他们的东西。所以，尽管刘守华几乎不参与民俗学界的任何“学术赶集”，但其学术地位照样能重镇一方。
2007年1月，“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展开了一次关于“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的讨论。宣炳善认为“民间文学”一名暗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因素，建议更名为“口头文学”。刘宗迪则认为，民间文学之被命名为“民间文学”，主要是由这个学科在汉语人文学术的整体版图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才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指称）决定的。所以说，“丫鬟再漂亮，也只能叫‘梅香’”。
其实，叫“民俗学”也好，“民间文学”也好，“口头文学”也好，“口头传统”也好，学科名称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名称本身具有任意性，学科名称到底用什么，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清楚的东西。名称的历史，与学科取向一样，都是无法预先规定的，它只能在共同体既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自然生长，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把“口头文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论证得如何清楚，都不会影响别人的学术取向。
如果有一批共同地打着“口头传统”旗帜的知名学者（如朝戈金的团队）拿出了一系列具有示范作用的研究范本（范式），而且这些范本具有明显优于其他学者相关成果的解释效力，或者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发表学术论文的有效阵地，那么，他们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那些学术取向尚未定型的年轻学者自然会选择跟进，经过一段时间的渐进的革命，也许“口头传统”就真成了后人沿袭的一门“学科”，那些执著于民间文学旧范式的学术团体也就自然被淘汰了。朝戈金的团队目前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渐进的革命”。问题是，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朝戈金的团队在这条道上能够走多远。
反之，任何个人或学术团队在没有奠定有效的研究范式之前，呼吁什么，张扬什么，都是纸上谈兵，在别人看来，只是“热闹”而已。
在这一点上，钟敬文先生是有经验教训的。钟先生对民俗学的规划，大多都落了空。许多人认为是后来者没能很好地实现钟先生的遗志。历史似乎不应这样来叙述。不是后来者不把钟先生的话当回事，而是钟先生自己没有注意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他对民俗学管得太宽，他对民俗学规划太多，以至于尾大不掉，他对这个包罗万象的“学科”管不过来。
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预先设定的结果。历史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我们无法为将来做出任何规定性。作为学者，当我们为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我们的发言是有效的；但当我们为将来做筹划的时候，我们已经越界了，我们的发言基本是无效的。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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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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