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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区别谁也说不清
2006年12月，在北师大“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刘铁梁把北京城里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许多知名学者都请到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坐在一起，就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了有趣的讨论。会上，高丙中、庄孔韶等学者再次提出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异同问题，引发了许多学者新一轮的思考。
高丙中说：“民俗志与民族志的区分在于，一个是我对我群的参与观察和文化书写，一个是我对他群的参与观察和文化书写。”言下之意，人类学偏重于从他者的角度对异文化进行研究，民俗学偏重于以自观的视角对本土文化进行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观点，高丙中频频把他手下几个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派往东南亚，以至美国等地做田野调查，他认为这才是正宗的人类学调查。庄孔韶提出的主要区分标准是，人类学家像“鼹鼠”一样，偏重于对特定社区的“点”的研究，因此需要具体、持久而深入的调查；而民俗学家则像“蝗虫”一样，偏重于对同类民俗事象在不同地区的“面”的把握，因而需要更广博的一般性知识。
中国现代民俗学产生之初，主要是受到英国民俗学的影响。英国民俗学的起源有浓烈的殖民色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统治国对于隶属民族可以从此得到较善的统治法” （何思敬，1928）。所谓“隶属民族”，当然是“异文化”了，所以说，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未必只关注“本土”文化。近年来一些外国民俗学家在中国的调查，如德国民俗学家傅玛瑞在华北农村的调查，日本民俗学家樱井龙彦在北京妙峰山的调查等，都是在异文化地区展开的民俗学调查。即使是局限于家乡民俗的研究，依然“需要‘自观’（emic）与‘他观’（etic）两种视角，因为学者本身既是insider，同时也是outsider。这两种视角的把握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1｝由此说明，我们很难使用高丙中的标准来区分两个学科。
如果从20世纪80-90年代的民俗学成果来看，庄孔韶的感觉也许是对的，这一时期的民俗研究，多是对特定民俗事象的专项研究。但是，这一研究取向在尚未进入21世纪时就已经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倾向于长期蹲点进行实地调查，近年来，北师大的一批民俗学博士，如吴效群、岳永逸、王杰文、吉国秀等人，不仅有长期的、定点的田野生活，而且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这些成果所借用的理论资源与研究范式，也与人类学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要把这些成果划入人类学，我们很难找到反对的理由。近年来刘铁梁所提倡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也算是一种“鼹鼠式”的、“点”的调研方式。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刘铁梁和他的弟子们不像个“蝗虫”样，就把他们开除出民俗学队伍。所以，庄孔韶的区分标准也已经不适合当代民俗学的发展。
那么，民俗学与人类学到底该如何区分呢？不同的学者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曾经有过反复的讨论。这一拨人讨论了一番，没有结果；过一段时间，换一拨人又来讨论，还是没有结果……别说是当代学者，就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始人之一钟敬文，以及中国人类学界的顶级英雄费孝通，同样也说不清楚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本质区别在哪里。费孝通倒是曾经替民俗学划出了一条很容易区分的界线：“我个人的看法，为了避免把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发生难解难分的重叠，还不如划出口头民间文学为民俗学的对象比较好些。” （费孝通，1986：3）可是，这种人为的规定性并不因为费孝通的学术地位而发生多大的效用，赞同费孝通的学者自然会拿他的权威话语来说自己的事，而不赞同费孝通的学者也可以根本不拿他的话当一回事。
无论是谁的界定、如何界定，都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理由推翻。一个貌似极简单的问题，却是谁也给不出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此我们只能说，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那条假想的分界线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也就等于说，民俗学与人类学不存在质的差别。
就学者个人来说，高丙中既是民俗学家，又是人类学家，我们难道分得出他的这一篇论文是民俗学成果，而那一篇论文是人类学成果吗？中山大学则干脆把民俗学的各种资源平均分配给了中文系和人类学系。每年中文系申报民俗类项目的时候，总是把人类学系的成果也算在自己的“前期成果”之中，反过来，人类学系也一样，而且，他们甚至都曾想把高丙中高薪聘到自己的团队里面来。至于人类学系的博士生导师们，他们大多数都在招收民俗学博士研究生，这班师生难道还能分得清哪天做的是人类学课题，哪天做的是民俗学课题吗？他们不也是伸着同一双手，张着同一张嘴，看到哪边有饼就在哪边咬吗？
只要你的研究领域大致的还在民间文化这一块，至于你的具体身份到底算民俗学家还是人类学家，主要取决于你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被认可”的程度。关键是，你得认识那个学科的几个主流学者（当然，也得被他们认识），在那个学科圈子里多开几次会或者在那个学科的刊物上多发两篇文章，只要做到这两点，你就算是从属于那个学科的学者了。像高丙中这样，两边认识人，两边开会，两边发文章，那么，两边都认他是自己学科的学者，而且是著名学者。这种在不同学科双栖甚至三栖的现象同样适合于朝戈金、陈岗龙、赵世瑜、叶舒宪、巴莫曲布嫫等一批知名学者。
二、学科取向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滥觞于北大的《歌谣周刊》。团结在北大《歌谣周刊》周围的，多是一批浪漫的文学爱好者，顾颉刚说：“1918年，北大本科教授沈尹默、预科教授刘半农等人，为了作新体诗，要在本国文化里找出它的传统来，于是注意到歌谣，发起‘歌谣研究会’。”（顾颉刚，1962）如果“歌谣运动”也算是“民俗学运动”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学科取向显然是偏于“文学”的。
1927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顾颉刚是把民俗知识当做民众生活的历史知识来看待的，他的《民俗周刊》“发刊词”最后一句口号是：“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顾颉刚，1928a）从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稿中也可看出，顾颉刚仅仅是把民俗学当成“历史学”的一个部分——即关于下层人民的历史学来看待的。顾颉刚和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么实践的（顾颉刚，19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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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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