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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不同共同体——也就是特定形式的主体——之间的共识问题越来越突出，但这也是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是人类的第一问题。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不同方向介入的，这是人文学科共同的基本问题（基本也有各自的侧重和独到形式）。我之所以提出“翻译”就是针对上述问题有感而发。民俗学、民间文学能否通过共同体内部的不同主体之间以及共同体之间（比如民间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之间）交往关系、交往方式的研究对意义共识这个人类第一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我不知道，但我希望通过对索绪尔的解读，从中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价值的思路。
在索绪尔那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至少是一个未充分展开的问题。西村认为我作为一个主体正在与索绪尔进行着平等对话。一方面，我欣赏索绪尔，非常认真地向他学习；另一方面，我又对此产生怀疑，产生怀疑后不是无情地抛弃索绪尔，而是向他提出问题，与之进一步地协商。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西村所提到的“交通”，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第四章“语言波浪的传播”第一节“交际（交通）的力量和乡土根性”。这就是索绪尔没有充分发挥的历时性语言学关于“言语活动”中意义系统如何被破坏、被生产的内容。“交通的力量”说明索绪尔已经注意到了共同体之间的意义共识问题，但十分遗憾，他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进一步向前走，但这给了我信心，我相信在索绪尔的思想体系中能够开发出主体间共识原则的思想，于是这成了我努力的目标。这也就是西村说我对索绪尔思想的潜在能力进行的探讨。而我现在的问题是，交通（翻译即是其中之一种）作为历时性的言语活动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否就是先天语言系统的重新约定？
索绪尔最爱用下棋比喻语言系统，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统计，索绪尔在《教程》中三次用下棋做比喻。如果说，下棋者每挪动一步棋子都是一次历时性的言语活动，那么，每挪动一步棋子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棋面就是一次新的语言约定（施爱东所谓博弈的结果）。这是一种纯粹没有可对象化之物的纯粹意义（功能）约定，对弈的双方对每一次重新约定后的棋面上的每个棋子的意义（功能）都具有共识，而这个共识完全是以双方依据游戏规则对整个棋局的理解为前提的。于是，在当下的棋面中，没有任一棋子可以被对象化，尽管每个棋子都被命名，但这些命名只是对一种系统关系中的意义（功能）承担者的符号性命名而不是实质性命名，比如：不是真正的车、马、炮。索绪尔说，假如下棋的过程中突然丢了一颗棋子，博弈者完全可以随便找来些木块、铁片之类的东西代替这匹马、那辆车或那门炮。每个棋子之所以是承担着特定意义（功能）的棋子，只是因为该棋子只能这样走，同时不能那样走。在这样一种对棋子的理解中，命名只是非实质性的，而真正对象化的棋子又在哪里呢？
西村的论文中我最欣赏的就是——西村希望从燕家台共同体那里了解到：拉家之所以是拉家，不仅是因为拉家只能是拉家这个可命名的对象化之物，也因为拉家不是其他可命名的对象化之物。而要真正知道什么是拉家，那就需要知道燕家台人的整个观念系统（地方性知识），这不是仅仅通过对个别可对象化和可命名之物的观察就能够知道的。因此，最重要的是：不是对于那些可命名、可对象化之物，而是对于那些可命名但不可对象化之物（这似乎是在与胡塞尔关于凡意向性意识都意指某对象化之物的思想唱反调），主体之间如何取得共识？这才是意义共识的真正的“歌德巴赫猜想”。因此，我此时就怀疑，“别思考，就去看”能否真正做到。当然，我希望西村能够做到，在悬置了一切先验的理论之后，在维特根斯坦的指引下再开辟出一条新的理解和解释之路。
但是，在我看来，理论的设定或理想的设定是必须的。比如，索绪尔关于先于语言而存在的“思想的云团”就是一种理论的理想悬设，没有这个理想的理论悬设，我们根本就无法展开我们关于共同体之间共识形成机制的研究。对于这个“思想的云团”，索绪尔没有明确说明：是属于特定共同体的独断，还是人类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共享。然而，根据我对索绪尔关于共同体之间“交际力量”的思考，我有理由相信索绪尔的“思想的云团”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正是根据这一了解之同情，我才把“思想的云团”设定为“上帝之思”。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中绝对开发不出人类共同的“思想的云团”的思想；而只有在对绝对的存在者上帝的信仰中，才能开发出对属于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的向往之情。于是在索绪尔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正是由于每一个主体都与上帝签定了契约，所以主体之间才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因为相同，主体之间可以相互同情而相互解释；因为不同，主体之间需要相互倾听而相互理解。而超越主体之间而存在的上帝是主体之间自由独立和理性相处的绝对的前提。
在我们的研究中总有一个不可追问也无须追问的前提，比如我研究神话，是把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等放在一个叙事系统中加以考虑，但叙事则是我已经设定而不再追问的前提，不然，为追问绝对的前提，我们只能无限地追问下去，这就是“逻辑起点的无限后退”，于是，我们也就永远不能展开我们的具体研究了。我们必须设定一个理论起点，对于这个理论起点，我们不再质疑，这就是理性理论的信仰前提。任何理性的、科学的研究都建立在对特定起点的信仰和不再追问的基础上，就此而言，理性的科学研究也有其信仰作为基础，那种认为科学与信仰泾渭分明的想法是天真的。科学只是各种信仰形式当中的一种，即理性的信仰形式。出于对科学的上述理解，我们才断言，科学理应参与到与各种信仰形式的平等对话当中，只要科学不让自己凌驾于其他的信仰形式之上。
在燕家台，西村向村民提出一个问题，村民于是参与到讨论当中，拉家总要有人先提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能是一个笑话，但也可能就是一个问题而有待于众人参与澄清。但前提是，燕家台人也说的是“语言”，尽管燕家台人说的语言与西村说的语言不尽相同，但西村和燕家台人都承认她们之间说的都是语言，对于“都是语言”进而“都是人”这个对话的基础，西村和燕家台人都不会加以质疑，而这就是西村和燕家台人共同的信仰前提，尽管她们拥有各自不同的信仰形式，包括理性的信仰形式。
【刘晓春】
读了吕微这篇宏论，有话要说。
1． 说事有必要这么绕吗？
吕微的许多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自己关于“现代性的民间表述”问题的研究，就是在吕微的论文启发下进行的，他的研究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吸取滋养，让我看到跳出了民俗自身现象研究的学术魅力。但是，这几年吕微的文章越来越难读了！感觉到吕微的思想越来越高深，把我们抛离得越来越远了。在这里，吕微甚至认为，目前也许更需要的是，把事情说得复杂一点。复杂，表现在论文中，我个人理解，有语言的复杂，知识背景的复杂，论文自身理论体系的复杂，行文方式的复杂等等。我觉得吕微文章让人难读的原因，并不在于语言、知识背景、自身理论体系的复杂，而在于行文方式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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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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