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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村的这篇论文中，她用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她的分析也是在抽样数据之上的统计分析——这当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你说她是科学的也好，哲学的也好，都有道理，但我们不能要求它同时拥有那些有血有肉的具体场景。当那些具体场景进入了思考的时候，事物的共性就完全消失了，只剩下支离破碎的个性——那些突发性的、偶然的、情绪性的、人为的东西，甚至是调查对象的信口雌黄。如此，我们的研究就变得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了。这时，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不可知的，无法理解的。
【刘宗迪】
我从来没有否认实证方法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有效性，但我否认人文科学能够单纯依靠实证的方法。我强调设身处地的自省在人文科学中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单纯依靠自省就能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
我的意思只是想提醒大家认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和人文科学的超科学性。人文科学无论如何是离不开自省的（正如它离不开科学）。哲学彻头彻尾就是自省的学问，历史对于异时异地的叙述也须臾离不开自省，文学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自己研究中主观性和自省的缺乏反省，恰恰会让人忽视科学的有限性，从而造就人文科学中的伪科学伪实证横行，将个人的私货打扮成公理借以欺世。
但我强调人文科学的主观性和自省性，也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人文科学就应该满足于主观性而放弃对于客观性的追求。实际上，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主观性和自省的有限性，才能自觉地超越自我，在实证和归纳中扩充自己，从而丰富自我，拓展自己心灵的深度和宽容的能力，增进自己言说的公道性。
说到底，实证性也好，自省性也好，都是有用的，又都是有限的。学问之事，本无定法，随个人之性情，或长于归纳，或长于自省，但只要始于惊奇，基乎良知，归于明诚，就都是真知识。西村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彭牧】
我支持刘宗迪“提醒大家认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和人文科学的超科学性”。
我虽然没有和二位一样对科学有局内人的洞察，但作为民俗学的局内人，坦率地讲，我却对科学深怀戒心。从民俗学一开始，科学和民俗就不是友好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民俗学的对象被建构成科学的对立物。在一个科学化、学科化的过程中，民俗学的地盘被划定为科学的他者。记得迷信吗？记得落后吗？民俗学为什么总有学科对象消失之虑？因为科学挥舞的大旗在把我们推向越来越边缘的位置。今天，如果我们承认民俗代表了日常生活文化和经验，代表了生活常识与知识，那我们就应该看到科学的触角已无处不在。以各种专家的权威面目，科学在教导我们如何吃饭， 如何睡觉……
看清科学与民俗的关系，对科学保持警惕，我想这是民俗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特别是在这个人人都在强调科学性的时代。反对科学，或仅仅是抵抗科学的声音显得那么刺耳。在我们戴着学科训练造就的眼镜去看民俗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不断自省。不仅仅是看这眼镜造得是否已足够科学、精确，更是要看这眼镜让我们忽视了哪些东西。那些不戴这眼镜却能看见、能欣赏的东西，我们是否真的应该丢弃。刘宗迪说得对，民俗生活有一双优美的天足。如果我们一定要让她穿鞋示人，那我们就不应只为她在科学的流水线上拼凑一双千人一面的鞋子。我们应该为她手工制作一双灰姑娘的水晶鞋。
【施爱东】
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貌似简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比较能够取得共识的：科学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一种理论或知识体系。
当我们把科学当成一种方法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民俗学的产生和崛起，恰恰是借助了科学的力量，才有可能成为一门学科。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过程中，科学精神与理性观念的普及起到了最关键的推动作用。用科学方法重新估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与民众生活史，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辞”中有明确表述：“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正是对于“进化论”的接受，直接导致了顾颉刚“历史演进”思想及方法的形成，也正是在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他写出了自己的不朽名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以及《孟姜女故事研究》。1962年，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说到：“四十年来，为予辩论古史，不知中了几多明枪暗箭；前数年中被批评尤甚，假使予自信力不强，真将被迫作全部否定矣。其中当然有若干假想，但古史本属破甑，不作假想就联系不起；至于其中之科学成分，乃可一笔抹杀乎！”（《壬寅夏日杂钞一》）以上表述中，处处可见“科学”在顾颉刚们心目中的意义和作用。
引述顾颉刚的这些话，我想说明的是，民俗学与科学，并没有先天的矛盾，恰恰相反，正是对科学的追求，导致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用既有的“科学知识”之大棒，对“民俗生活”横加干涉，那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一，“科学知识”不等于“科学方法”；二，“民俗生活”不等于“民俗学”。此施力者不是彼施力者，此受力者也不是彼受力者。
我不关心“科学知识”是否干涉了“民俗生活”，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也许应该有一门“应用民俗学”来关心这个话题吧。
我的不关心，在于我不是田野中的有心人；而彭牧的关心，恰恰是因为彭牧在田野过程中与田野对象所建立起来的浓厚情谊。我敬爱彭牧的人文关怀，以及彭牧这个人，但我不认同彭牧对于科学的态度。我只关心“民俗学”应该有“科学方法”，我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与民众生活本身没有关系。
【吕微】
西村对索绪尔的理解是准确的，索绪尔的“语言”是通过“说话人”和“听话人”对话循环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共时性、差异性的价值－意义系统（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第三章第二节“语言在言语活动事实中的地位”）。而通过对话主体在历时性言语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共时性语言系统的主体，则不再是言语活动中的说话人和听话人，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的主体”因此正类似于胡塞尔的“超越的自我”。说话主体和听话主体的关系是交互的：说话主体就是听话主体，而听话主体也是说话主体。说话、听话的本质都是对话，自言自语也是对话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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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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