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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
我想模糊性正是一个特点，而不是需要修正到精确的、有待处理的“问题”，尤其不是弱点。寻求精确化，寻找一个可以用某种排他的话语永远界定的本质，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一个偏执。中国的很多基本概念都是相当模糊的，比如道、阴阳。但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其具有了不断的生成性，具有了灵活性。中国的很多概念好像总是在不断地生长（are always becoming）。中国人更看重从认识论方面把握问题，而不是给出本体论的界定。这并不是个需要伤心的“弱点”。
这确实不是一个共时性的问题。西村的文章证明了拉家的概念与当地的时间、空间和日常实践密切相关。拉家正是在不断变动的实践中得以清楚界定和把握的。
【西村真志叶】
这篇论文是我博士论文第三章的主要内容。它的前身便是我的硕士论文。在从硕士论文（传统体裁学）到博士论文（体裁研究）的转型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同意祝老师的观点，对国外理论的借鉴、主体间性，这些应该都是对话，是“拉家”。而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往往只让一方说话（研究者主体、国外理论）。在燕家台人看来，一个人说话叫“个人磨叨”，不叫拉家。拉家必须是友好的、公开的、“你说我说”的平等交流。研究者主体都很愿意与民间拉家，被研究者主体也不会拒绝我们，而我们却不善于拉家，在没有理解对方的情况下，替他们说话，只说给自己人听。
前面，祝老师还提到了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文本的意义如何获得主体的自我陈述呢？这也要实践者的努力。”祝老师说这句话，当然有她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目的，而我之所以觉得这句话有趣，主要是因为它让我“回归”到了“意义”上面。
说起“意义”，还是代表20世纪思想界的观念之一。众所周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将“说话主体的意识”视为唯一有效的出发点，阐明了我们只能认识到“有意义”的单位（符号）这一点。索绪尔把这种得自“说话主体的意识”的表意性差异系统命名为“共时态”，使之成为语言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索绪尔抽出langue，用之建构差异系统，甚至断言“意义”就是这个系统的产物，他仍然把“说话主体”的经验作为前提。由此可以说，索绪尔所谓“说话主体”还不是真正的“说话主体”，其实是听别人说话、希望了解别人说话的“意义”的“听话主体”，在这一点上，它与胡塞尔的“超越论自我”基本相等。
事实上，当我们感知、理解别人的发话内容或某种符号时，一般都不会去关注它的形式。哪怕“意义”是不确定的，是因语境的不同而不同的，而我们作为“听话主体”，都会从中寻找一种超越符号形式的“意义”。
那么，“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目前还没有定论的问题。由于我们难以捕捉“意义”，为了建立作为科学的语言学，美国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将其排斥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外。而有意思的是，他却无意中对“意义”做了很好的解释：“不管是什么，只要我们发现某些不起眼的东西与更重要的东西有关系，那么，我们都会说前者有意义。亦即，它表示后者——更重要的事物——的意义。因此我们常说，语言发话本身是不值得一提的，而正因为它有意义才是重要的。”
简言之，“意义”是一个事物与主体认为比它更重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关键不在于“重要的东西”指的是什么；而我们将什么视为“重要”，这自然取决于个人的主观价值观念、它所属共同体的主观性（时代、社会、文化）等。作为“听话主体”，人类都在追求“意义”，都渴望了解“意义”。沿着这种观点看，那么，我们当然有权利从文本中读出自以为重要的“意义”，同样也可以努力读出对民间而言重要的“意义”，这是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且不论哪一种努力方向更符合目前的学术要求），二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吕微和刘晓春，从我的体裁研究与性别中读出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贡献”，包括分析的细致，对地方话语的重视，在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方面的理论价值等，他们由此对我的论文赋予了“意义”，实际上这仍是对他们而言的“意义”。
下面，我也不妨说一下吕微的论文对我而言的“意义”。假如理论对话也是一种拉家，那么，最近，索绪尔大概是吕微最好的拉家对象。而与吕微正在拉家的“这个”索绪尔，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索绪尔，这是值得注意的。
就如上述，按照一般理解，索绪尔把“说话主体的意识”作为唯一有效视角，使得这个主体眼前的一切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他所谓“说话主体”实指“听话主体”，是“读取意义的主体”，他只能认识到有“意义”的单位或者有关“意义”的差异。所谓“共时态”便是通过“说话主体的意识”而被把握的表意性差异系统。换言之，语言的差异系统不是事先的、客观的存在，而是通过“听话主体的意识”之间的对话——亦即通过“主观”的方法或现象学循环而构成的。由于索绪尔赋予“听话主体的意识”以特权，他自然把符号学纳入到语言学中，并在前者中对后者进行了定位。假如我们对索绪尔的理解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么，他不过是个纯粹的结构主义者。而事实不然，他还抓住了从“听话主体的意识”中不断逃跑的语言变化（运动），使之成为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对象。这便是生成（解体）共时态的“历时态”。历时态可以说是无法还原于共时态符号系统的各种事件在此生成和解体的场所，主体的意识不会达到这一层面。共时态与历时态同样不是一个实体，都是一种有关差异的系统，但前者是固定的，根据均质性差异而成的对立系统，而后者则是一种不均质的动态“游戏”。索绪尔所谓“事件”指的就是这种“动态差异”的生成或消失，认为它是由无目的或无定向的“正在运动着的力量”所引起的。亦即，这些无意识的多种力量，在主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正在解构或改变语言符号系统。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与符号学的深层，存在一种新的主体概念（分裂的主体）与新的时间概念（作为差异化的时间）。当我们解读索绪尔文本的这种可能性时，便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个比较接近于弗洛伊德的思想家。吕微正在拉家的“那个”索绪尔，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结构主义的鼻祖，而是作为思想家的“这个”索绪尔。吕微作为一个主体，正在与索绪尔进行着平等对话。一方面，他欣赏索绪尔，非常认真地向他学习；另一方面，又对此产生怀疑，产生怀疑后向他提出问题，与之进一步地协商。我以为，这才是真正平等的理论对话，是燕家台人所谓的拉家。
事实上，只要吕微完全接受索绪尔，仅从“听话主体”的立场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他不得不想象出一个没有他者的语言共同体与均值的主体之间的理想化交流。而吕微在我的文章中注意到了“为什么同样的拉家的概念内涵在不同的人那里具有不同的概念外延，却又不妨碍人们在使用中指涉同一经验对象”这一点，并觉得这个发现“令人甚有兴味”。这本身就说明吕微是一个能够与索绪尔之间平等对话的研究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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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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