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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与对话联系在一起的，反思与对话互为基础。在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够对话，没有反思也就没有对话；反过来说，在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够反思，没有对话也就无须反思。反思和对话都是主体之间、共同体之间的事情，在同质、均质的主体和共同体内部，反思和对话都不需要。当我们说自我反思时，我们已经不再把主体视为同质的自我，我们说的已经是主体的意识自我对主体内部更基础的无意识他我的反思以及二者之间“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关系。刘宗迪说得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言语活动即语言运用只能局限在特定共同体之内，出了特定的共同体，日常生活（主观、直观的、相对的）语言就会失去效应（一种理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后”理论并不比“前”理论更具包容力，而只是转移了问题视角，能否讨论更复杂的问题取决于理论本身的解释力量，而无关前、后，维特根斯坦包括部分索绪尔，但也搁置了部分索绪尔。）。
在西村那里，“拉家”之所以能成为反思学术性“体裁”概念的参照物，就是因为“拉家”本身也已经被对象化、课题化、观念化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拉家在燕家台人那里的两种显现，即拉家在燕家台人那里既是直观的也是反思的。当燕家台人拉家时，燕家台人处在拉家的直观状态中；而在与西村拉家时，燕家台人处在对拉家的课题化、对象化、观念化的反思中。刘晓春认为，西村文章的第二部分更成功，而我则认为第一部分更深刻，我以为，第二部分仍然属于传统民俗学、人类学参与观察的范畴，而第一部分已经突破了经典做法，进入到主体之间对话、反思的境界，我所谓新范式就是这个意思。
回到下棋的问题，下棋在索绪尔那里之所以是上上品的比喻，是因为，下棋可以跨越共时性语言和历时性言语两个领域，而其他的比喻多不如下棋具有这样两栖的功能。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共同体内部的语言系统尽管是任意的约定，但也是集体的强制。生活在特定语言共同体内的人，从来都认为他们讲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就像他们坚持说家乡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即使沙漠也是美的。
尽管索绪尔清楚地明白语言的强制力量，他还是为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对语言系统的反思对话和重新约定留有空隙。但在胡塞尔那里，由于是从自我出发对他者的认识、规定（不是索绪尔式的主体间的约定），因而在胡塞尔那里仍然有一种与维特根斯坦一样的紧张，这是胡塞尔的认识论所决定的。
索绪尔就不同，索绪尔研究语言的方法是认识论的，但他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却是本体论、存在论的。在这方面可以说，索绪尔比胡塞尔更现象学，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也比胡塞尔更现象学。胡塞尔尽管提出了交互主体的命题，但他认为，主体之间的交往形式仍然要取相互认识的方法，即从各自的自我出发超越地理解他者。胡塞尔只是现象学地描述了认识论，而没有现象学地描述存在论，对存在论的现象学描述是索绪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贡献。只要坚持纯粹现象描述的现象学基本精神，我们就能不断超越前人对现象的片面理解，把现象本身的可能性更多方面地开发出来。
前面说了，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本是一个描述性的范畴，但被黑尔德解释成一个批判科学世界的对照性、建构性概念（这有悖于现象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于是，生活世界就成了胡塞尔的一种理想设定。像黑尔德一样，民俗学家也往往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一个认识论的主观建构之物（如刘晓春），于是，出于认识论的立场，民俗学家对于生活世界的建构必然是超越性、建构性的可知，同时又是直接性、描述性的不可知。可知与不可知在民俗学家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也是胡塞尔遗留的问题。胡塞尔以其失败的教训告诫我们，现象学存在论的主观性描述必然与认识论的客观性建构格格不入。
胡塞尔“认识”到，我们生活在生活世界中，但是我们无意识于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的生活，只有上升到反思的观念世界中，我们才能反思地意识到我们“曾经”在生活世界中的生活。胡塞尔因此区分了：自身意识和反思意识。胡塞尔的自身意识是主体对自身意识的非对象性、非课题化的“不知道的知道”，接近于“无主体的意识”，也类似于海德格尔“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的“存在”，也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我以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论都是从胡塞尔的自身意识得到的启发而超越了胡塞尔）。而反思意识是主体对自身意识的对象化、课题化的“知道的知道”。在胡塞尔的意义上，凡是反省都是反思意识，而不是自身意识。常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只有自身意识而没有反思意识，而人对于自身意识的确切知道却有赖于反思意识。
进一步说，对于自我的自身意识的知道需要自我的反思意识，而由于自我的反思意识根本无法触及他者的自身意识，因此对于他者自身意识（常人日常的生活世界）的知道只能借助他者自己的反思意识（自我陈述），以及自我反思与他者反思之间的对话（相互陈述）。后现代人类学、民俗学认识到民族志实际上是在主体之间交互的自我反思的基础上的对话（相互陈述），因此才把民族志奉为主体之间共同创作的作品。
站在自我的自我反思和他者的自我反思的交互性基础上，我们对于保护常人日常生活世界（自身意识的世界）才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不可能仅仅保护日常世界、常人世界、生活世界，为了保护常人日常的生活世界，我们也必须同时保护“常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自我反思的权利（这时“常人”已是非常人）。如果我们不是自觉地保护常人自我反思的权利，单纯保护常人日常的生活世界本身，那么我们就是对常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浪漫主义的新殖民。这种新的殖民主义不仅是对他者的殖民，也是对于自我的殖民，因为“我们”的世界也包括着奠基性的日常世界、生活世界，而“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常人。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结局必然是悲惨的，因为该民族将因此丧失它的根基——常人的日常生活。
常人、日常的生活只能在自我描述和交互对话的世界中得到呈现，这也就是胡塞尔、索绪尔所说的自身意识在反思意识中的呈现，生活世界在语言世界中呈现。当维特根斯坦在说“别思考就去看”时，“看”本身就已经是现象学的反思性描述。反思意识通过对自身意识的反思，认识到自身意识是反思意识的基础，于是自身意识得到反思意识的自觉的保护。我们对于他者自己的反思意识的强调即在于此，我们只有诉诸他者自己的反思意识，才能使得他者的自身意识得到他者的反思意识的描述和保护。而对他者自身意识的保护所保护的不仅是他者也是自我，因为他者的自身意识和自我的自身意识都是主体之间反思意识之“家族相似”的共同基础。
从自身意识和反思意识之间关系来看，“地方性知识”具有复杂的结构，它不仅包括了自身意识的知识，也包括着反思意识的知识。换句话说，在地方性知识中，常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弗洛伊德、斯特劳斯有权主张无意识世界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尽管胡塞尔强调生活世界的主观、直观、相对的性质，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对于幸福的家庭来说，幸福的游戏都是相同的；而对于不幸的家庭来说，不幸的游戏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尽管如此，不幸的游戏也还都是“家族相似”的游戏。而在“地方性知识”中，真正不同的知识其实是那些具有反思性质的地方性知识。在反思意识的知识水平上，地方性知识才真正显现出其地方的特色。
我仍然坚持我的“平等对话”的方法原则。只有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避免胡塞尔从自我出发认识、规定他者的主观（超越）设定，而他者在对话中针对自身意识的反思性发言正是限定从自我出发进行超越设定的最好办法。这也就是索绪尔说的“约定”的对话，因为，自我的自我反思、自我反省永远无法代替他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反省。无论胡塞尔还是维特根斯坦（还有刘晓春），都看到了他者作为常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无比幽暗的世界，自我永远无法触及他者的这个内在世界。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常人方法论能否提供一个理解他人的有效途径就是一个疑问。西村的常人方法并不完全是维特根斯坦的翻版，她的尝试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即使不是新范式。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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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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