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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我现在有种尴尬，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型，我做了15年的西藏的调研，要回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研究上来。更何况我现在是中央党校的老师，他的关注点就离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较远；再者，现在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兼职，但是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钱，暂时还滋润不到我的头上。能够让他们拿10万块钱把这套书出了，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我不奢求更多东西，不谈个人报酬。作为费先生的学生，我该尽这个力，我该做这个事。我到了党校后，我不想始终只搞少数民族，我想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今天大会上我也介绍了，参加浙江和谐社会的课题，今年浙江去了三次。今年围绕新农村，我去了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又去了安徽的安庆市做了新农村的考察。我提交了这个论文，实在没有时间写别的了。但是我发言不是这个文章。我又去了贵州的余庆县做调查，还去了趟山西的清徐县做民俗调查。文化问题在当前十分突出，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少数民族怎么转型？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现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转型。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从少数民族提出来的，但是他更看到的是一个更大场面。
徐：我觉得你现在是站在更宽阔的视野里面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主要探究中国文化问题。现在中国文化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引起各方面更多的关注，就是中国文化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中国文化现在受到很大的威胁。威胁来自哪些方面呢？我觉得一个是外来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全球化席卷你的，你抗拒不了。就好比过圣诞节、吃麦当劳。
徐平：强势文化带来的。
徐：对，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现在他们全都得到了。但是第二个威胁来自我们自己对自己文化自信心的完全丧失。我觉得不理解了。为什么？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保护起来？像节日，最重要的四大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那么多人大代表提案要求放假，就不放假。这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吗？文化的安全，内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讨论中国文化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徐平：我们如果只说文化安全问题，防范的味道比较重。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必须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理解费先生的思想。我为什么要去党校？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从一个狭窄的研究范围到面向全国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尤其是面对中国一个大的文化变迁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可能绕开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也需要有学者去给他们灌输些新的思想。我无论在哪个班上课，都会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去谈中国文化转型和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农业时期，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只用了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而且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华夏文明古国，是没有换人，也没有换地方的。
徐：没有中断，绵绵不绝。
徐平：我们的文化是在农业文明成功的，我们唯一不成功的是到了工业文明时期。那么清朝的乾嘉时期，是一个转折。乾嘉时期，英国公使马嘎尔尼来的时候，要想和我们通商，我们不需要。你作为外夷，只有朝贡的权利，我们泱泱大国，不需要和你们交易。要给我们下跪。但是，乾嘉盛世过后，随着西方工业化速度的加快，殖民地的扩张，我们农业文明受到巨大挑战。如果全球没有一体化，没有工业文明，我们仍旧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我们过去那种美好的生活是非常值得人留恋和向住的。遗憾的是，变化不可避免。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们打不过西洋人也就算了，我们竟然连新兴的日本也打不过。所以，有了戊戌变法，有了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还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理念，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牺牲。我们最后采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力，来实现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文化又面临一个全新的变局。
徐：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请你再回答几个文化方面的重要问题。你现在的学术关怀到底是什么？
徐平：更多的关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21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复兴。我是有信心的。
徐：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近期的或长远的计划？
徐平：我自己明确的计划还说不上来。我现在就是想朝这个方向迈进。我觉得伴随着中国20多年经济的高增长，伴随着我们的文化复兴，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心在逐渐找回。一百多年被人家打断脊梁，尤其是搞得文化自信心的丧失，正在慢慢的回归。这种回归，正像费先生说的不是复古，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世界一体化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中华文化的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呢？相对西方的团体格局，我们中国传统是差序格局；相对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要民主、自由和法制，我们是以群体为单位，讲究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相对于西方的自由竞争，尤其是物质上的进取，我们更讲究的是关系的协调。当东西方文化真正交融在一起，既有物质文明的高度增长，也有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那么天下大同就不远了。我相信中华文明能够给21世纪的和谐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徐： 这个我很赞成。但是从两个层面简单来说的话，第一个层面，现在实际上整个世界，在西方世界，在他们的思想库里面，我觉得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新的东西来解释现在的世界。所以他们已经把眼光转向中国，转向东方。当然这个东方，我觉得可以包括中国，也可以包括印度。如果印度是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的话，我们中国这个体系绝对是独立的。绝对是最具特色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孙子等，别人都在认真学，我们自己反而是一种虚无主义呢？另外我很赞成你刚才讲到的文化眩晕。我们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应该是文化眩晕的阶段。为什么？第一，我们原来所崇羡的毛泽东思想，大家已经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了。我们不讲完全的动摇，总是有很多问题。再者，此时改革开放一开门，很多西方思想都进来了，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好，各种各样的都进来了。在中国搞了一圈以后，我们中国学者用这些东西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些东西可以借鉴，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我们人类学讲的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学派，无论是解释人类学也好，还是象征人类学，都要在中国有一个文化的过程。现在我们中国晕了，我们到底有什么信仰？文化的信仰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肯定关心到这个问题。刚才你讲的全球化的时候也是这样。世界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民族之间的竞争也好，现在已经进入到文化竞争的阶段了。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定位，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那怎样对待将来的竞争？是资源竞争吗？已经不是了。是制度竞争吗？不是。是人才的竞争吗？不是。就是文化。所以，中国现在提出和谐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库的一些东西是世界上没有的。是中国独有的，而这个东西已经影响我们十几亿人口。尽管我们眩晕了，但是最后我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刚才和你说的中华文化要重建，要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能不能够出现我们期待的，甚至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都要更发达的时代呢？我想它应该要到来了。所以，我觉得徐教授你是站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位置上，又有那么丰富的田野经验，尤其是有你自己家乡的经验，加上西藏的经验，还有广西的田野，包括你最近到处跑，你这个做法和曹锦清教授是一样的。曹锦清做了浙江北部的田野后，他觉得光是中国东部地区，不代表整个中国，所以他要到中部去，所以才有了《黄河边的中国》。他本来的计划还要到西部去，但是他暂时还不想走了，他在清理他的思路。他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他关注的角度不同，他是从农村建设，农民问题的解决。你现在是从更大的文化上来考虑的。我觉得你一定会做好。经过两个晚上的谈话，我想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徐平：谢谢！
【收入荣仕星 徐杰舜编：《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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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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