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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我一直想采访你。2000年我在北京开会时和你认识了，我就开始关注你，我觉得你和别的学者不同的地方是你一直在西藏做田野，这很不简单。我觉得你是走进西藏的人类学家，很不容易做，我到现在都不敢上去，很危险的。在我对你的这几年的观察当中，我觉得你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强烈责任感的一个学者。所以今天有机会采访你，回到你自身个人的一些情况吧，向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生平和学术背景。
徐平：说到这个上面，我搞人类学可能比别人有先天的优势，什么先天优势呢？我生长在民族地区，而且这个民族地区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地区。
徐：你是四川哪里人？
徐平：我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人。历史上就有一个汶山郡，它的治所就在绵池镇。
徐：现在叫什么？
徐平：现在叫汶川县。《说文解字》上对解释说虎有角曰（厂＋虎），但是这个字太生僻，现在一般写作水池的池。这个古镇具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徐：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徐平：我是1962年出生的。
徐：小学和中学都是在那里读的吗？
徐平：对。我就一直在这个小镇上长大。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从小就有一种多元文化的概念。比如像我的许多同班同学，他们上学时穿着羌族或藏族服装，同时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交流。
徐：当时你懂几种语言？
徐平：就会讲汉语。
徐：羌语你一点都不懂吗？
徐平：在做调查时学了一点。我能达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我大致能听懂他们说什么。我们上学时主要交流语言是汉语，只是不想让外人听懂时他们才用本民族语言。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环境中，我从小就切身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我们的历史演变。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设了西南六郡，但是它的政治整合直到解放以前都还没有完成。我们县最有名的第一是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第二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瓦寺土司。他是怎么来的呢？明朝时从西藏调来一支藏兵来镇压当地少数民族反抗，之后留在当地驻牧屯垦，瓦寺土司一直被称为“阃内”土司。它虽然是少数民族，但被中央看作是很放心的地方武装。周边一有起义都由它来镇压，包括两次鸦片战争时的抗英作战，都调当地土兵去打仗。大概是镇海一战，土兵晚上冒着雷雨，嘴里含着马刀，爬上城墙，突袭英军。让英军火枪没有发挥作用，取得大捷。为国家立了很大功劳的，有一本书就叫《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
徐：你高中毕业是哪一年？
徐平：1979年。我在1976年初中就毕业了，应当是1978年高中毕业。当时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初中和高中都变成两年制。1978年高中毕业后我特想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我父亲说你什么都没学到，蹲班多学一年吧。所以我在1979年才高中毕业。
徐：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徐平：我父亲这个人经历比较奇特，他老家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1957年他师范毕业时，藏区发生了叛乱，从党团员中选人火速支援阿坝州。所以他们每人一长一短两只枪，在解放军的护卫下赶到阿坝州去工作。最早在州政府工作，然后一级一级降，最后降到公社当文书，一干就是20多年。为什么呢？你想想，解放前能读初中、高中的人，大多是地主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就不能重用。1979年我考上大学走了，他们这些老知识分子，老大学生开始受到重用，我父亲不愿意从事行政工作，那时刚开始修县志，他就要求去地方志工作。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中，大概汶川县志是第一个出版的。修完县志退休后，没过几年我父亲就去世了。
徐：去世时多大年纪？
徐平：67岁。他把汶川当作第二故乡。历史上汶川有几部县志，历史悠久，他能把县志修出来，他觉得很满足了。当时入党很难，直到他退休前几年才入党，他很欣慰。我的小弟很不理解，说了几句风凉话，父亲当即大发脾气。他一辈子在为党工作，一辈子追求就是要成为党的一员。在他们那代人心中，党是高尚的、从来没有腿色的旗帜。
徐：你们兄弟几个？
徐平：兄弟三个。
徐：我还想问一下你母亲。
徐平：我母亲早就在当地退休了。她是回族，因而我也就成了回族。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少数民族。我们中学校长直接把我们这些有少数民族血缘关系的人直接改成少数民族。他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
徐：你现在的民族成分是什么？
徐平：回族，我还闹过一个笑话。我高考时分数在全州名列前茅，能够上中央民院，它是重点大学。虽然中央民院是我报的最后一个志愿，但还是被直接录取了。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之后，给我发的饭票是回民食堂，我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回族，我很严肃地去找系里要更改。系里回答说你要不是少数民族，你就不能进入民院读书。那时的民院基本上只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我必须在回民食堂吃饭，反而生活很不习惯。我母亲过去在饮食上是很守规矩的，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因为不吃大肉，被抓过一次地方民族主义的典型，因而我们家从来都是按照汉民的生活习惯。有意思的是，我母亲退休后又回归传统，严格按照回民生活习惯，不再和我们吃一锅饮食。
徐：你母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徐平：她也是一个公社文书。那时的干部真让人感动。父母各在一个公社，相距四公里，十多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作为组织照顾，仅仅是把他们从比较远的乡调到最近的两个乡而已。那个时候，你不吃大肉，就是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到后来，也没有那个条件了。那么困难，有肉吃就不错了。所以，从我自己成长的经历，我就感受到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民族，什么叫民族意识？比那些从书本上看来的东西要深刻得多。
在我家乡的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经历，也让我对费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一个切身的理解。虽然早在公元前111年，当地就已经纳入到中央王权的统治之下，但是直到解放前这个地方还不完全听中央指挥。我们绵池镇上就有几个衙门存在，国民党的政府和党部，是在1935年后才真正扎进去的。蒋介石当时一个重要的企图就是通过追击红军，让中央势力渗透到西南地区。原来也有国民党的组织，但是一直拿地方势力没有办法。
徐：谁在那里掌权？
徐平：四川军阀，有好几个派别，互相打来打去。在这个街上，既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有藏族土司的衙门，在各个村寨羌族头人也起很重要的作用。汉族有袍哥、恶霸、地痞、流氓，各有势力范围。因为这里正好是唐藩古道，直到今天，上海至拉萨的318国道从门口经过，历史上也是通西南的一条重要通道，经商、贩卖鸦片、土匪、强盗全汇集在这里。解放以前，我们当地什么叫做成年人？要有长短两支枪。三、四十年代的鸦片贸易，对当地经济的畸形繁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到收割鸦片的季节，各路军阀、商人就来了，把枪摆在街头，你随便打，相中了就用鸦片换枪。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描写的这个地区，但是更靠藏族聚居区一些。虽然这个地方在公元前就纳入了中央统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真正统一是在共产党手里实现的。我的家乡是1951年元月解放的，也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其中的故事远比《芙蓉镇》描写的更精彩。我是眼看着它发生剧烈的变化，民族色彩也在不断淡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50年代为什么首先要搞民族识别。通过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对于我们今天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的学科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甚至可以说远远超出西方人类学做出的贡献。西方人类学在认识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殖民扩张中，也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徐：你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走出来的人类学家，在汶川这样一个民族背景和人文背景走出来的，所以你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选的是历史系，对吧？你以后读研究生又学的是什么专业？
徐平：我其实是非常幸运的，选择历史系，我纯粹是莽打莽撞。我并不知道历史系当时是民院最好的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费先生担任民院的副院长，他刻意从北大、燕大、清华等单位挑选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到历史系任教。我上学时的老师已经不是这批著名的学者了，主要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五十年代的毕业生，受过他们的严格训练，历史系良好的学术传承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我事实上不太喜欢历史专业，这同样与我的生长环境有关。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是，我觉得生活在农村的少数民族同学其实比我更聪明，但他们考大学没考过我，我很幸运地来到了北京，而他们依然还沿着世世代代的路线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家乡的发展。所以后来准备考研究生时，我就不打算报考历史专业，我要找一门应用性强的专业，最早我选择的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我的学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就带有很大的应用取向。后来这篇论文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研究生招生还非常少，民院的学生基本只考本校，考上的也不多。我这个人喜欢挑战，于是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那时我的概念里社科院肯定要比民院好。1983年我大学毕业考研究生时要先体检，一体检说我患有肺结核，就取消我的考试资格。医院说我的免疫能力很强，已经基本痊愈了，可以毕业但不能参加考研。我说既然我不能考研，也就不能学习，打定主意明年再考，是赖着医生出证明办了休学手续。在1983年我们大学毕业时，大学生还被看作社会的栋梁，很多人都指望早些工作，但我坚决要考研究生。1984年我再报考研究生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不招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生，只好改报台湾高山族研究，由罗致平和卢勋两位先生指导。当然台湾高山族的实地调查是不可能去的，但可以去海南岛调查，我连海南岛也没有去，在图书馆发现一大批日文的档案，是当年日本人做的蕃族调查资料，非常详细。于是我就选择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时期的高山族政策作为研究方向，做出了毕业论文，在《台湾研究》上还发过两篇文章，也成为最早一批的台湾研究会的会员。
1987年我毕业前夕，很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费先生打算在他有生之年要招15个博士生。我刚进民院读书的时候，说实话根本就不知道费孝通是谁。1979年正是我们国家拨乱反正的时期，文革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我们没完没了地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纪念这些人。毕竟文化的正常传承被中断了。真正认识费先生，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我觉得费先生的路子非常好，就是我要选择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一看到他的招生信息，立即决定报考他的博士。我当时说打算考北大的博士时，在同学里还引起一定的反响。因为那个时候考博士人非常少，社科院研究生院一届100多人中，只有几个人考上了博士，而且基本都是考社科院的，那时候全国搞社会科学的人中，就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能够招博士。有人公开笑话我说：谁也别拦他，过两天他就要到北大读书去了。我说你等着瞧。我直接找到民院家属院的费先生家里，他的女儿费宗惠说你去找潘乃谷，她在具体负责招生，我就跑到北大社会学系找到潘乃谷。潘老师非常热情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复习，准备那几门功课。我的运气非常好，也赶了一个巧，1984年以后，费先生开始转向边区开发，他也希望能招到像我这样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今后专门做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有时我也觉得好多事，冥冥之中好像早有安排，我考北大没想过考上或考不上的问题。我考完外语笔试以后还有一个口试，人家也通知了，我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反正我没有按时去，按照北大的规定，要取消我的资格。潘乃谷老师赶紧去找研究生院斡旋，最终让我进行了补考。后来潘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被录取了，而且费先生马上要去内蒙古考察，决定带我一起去。想起来和费先生的见面也很有意思，我是到西直门火车站和费先生他们会合的，进站前我想还是应当有一件拜师礼，于是买了一个最大的西瓜，潘老师焦急地等在站台上，批评我的迟到。抱着西瓜上车以后，费先生正在看书。潘老师就把我引过去介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博士生。老先生还没有见过我，本想和我好好谈一谈。我不等他提问，立即就说：先生吃西瓜。就把西瓜放在桌子上，从包里拿出一把刀，切开一看是一个生瓜。我记得当时老先生很爱怜地摇摇头，心想这家伙还是个孩子，居然就让你考上博士了。
那次考察也很有意思，一路非常愉快。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轻重，脑袋也反应快，先生给当地题词的时候，往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我总是第一个脱口而出，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每天老先生都很早起床，每次我起床一看，大家都没了。等我追出去时，潘乃谷和马戎已经陪着老先生散步回来了。老先生看着我说：年轻人贪睡啊。在火车上吃饭的时候，都是小碟子小碗的，香肠特别好吃，费先生也喜欢吃。潘老师和马戎他们不好意思挟菜，我就不管那么多，老先生夹一块，我就夹一块，小小的碟子本来就没装几块。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怕过费先生，在他面前甚至有些放肆，在感情上我更多将他看作我的爷爷。我觉得和老先生学习的这几年对我的教育非常大，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许多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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