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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在贵州什么单位工作？
罗：黔东南地方志办公室。过来时只是实习研究员，初级职称。到95年，学校看到我的成果，就叫我直接评副教授，当时就报到了怀化地区。
徐：地区怎么批？
罗：地区批后，再送省里。地区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跨级评职称的，所以就被刷下来了。学校很惋惜，但是我很感谢学校的领导有这样的魄力。于是我就改评中级。为了以后的发展，先退一步。当时我有两部专著，20多篇论文。如果是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他们。后来为什么离开怀化学院，是因为那时湖南省要建设一个民族学重点学科，而且这个学科只能放在吉首大学。吉首大学在全省物色人才，没有找到。那时我只是一个讲师，也没有办法。游俊校长和李汉林院长很有魄力，李院长去怀化问我是否肯去吉首大学，我说我也不追求什么，如果是做学术，我愿意去。吉首大学很快寄来了商调函。我就去跟怀化学院谈，说我要去吉首大学，并不是这里不好，我的学科，我以后的发展需要我去。他们就同意我去吉首大学了。然而到了吉首大学，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学校有许多教授、副教授都是做民族民间文学，民族语言的，我只是讲师。学校任命我做省重点学科带头人，让我觉得责任和压力重大。我现在为什么对吉首大学有如此深的感情，对这些人我是需要报恩的。中国是一个感恩的社会，人是感恩的动物，我决心把这个学科做起来。我明白自己要怎样做。我就开始在第一堂课为全校的教师讲什么是民族学。光这个概念就讲了两个小时。我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到吴泽霖的《民族词典》，再到其他著作，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三个词的内涵、外延、特点、应用对象、应用方法给全校的教师讲。通过这次课使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大家听后感到很新鲜。后来总结时，游校长鼓励大家要全心全意的把省里委托给吉首大学的民族学做起来。当时在吉首大学大田湾老校区给了我一间办公室，每周五的下午我就召集全校有志于民族学研究的人一起讨论、研究，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每周二晚上的沙龙。慢慢的让其他的人认识这个学科是做什么的。当时我研究民族学，但上的是历史课。每周六、周日都带学生去鸦溪作田野调查，学生也开始了解人类学，现在还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调查资料。后来许多学生考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都是那时培养的兴趣。学校在湘西这个地方就是田野，周边有村落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实验场。当然现在城镇化速度太快了。当时有许多资料，如鸦溪的三王庙、村民的交往、以及失去土地之后的生计方式都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积累吉首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包括现在所有的照片、录象。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学、民族学开始被学校认同。
徐：你是哪一年调到吉首大学的？
罗：下调令是1997年底，1998年2月份正式上班。当时叫政法学院历史专业，通过历史专业来建设民族学学科。
徐：什么时候去云南大学读博士？
罗：我是2000年考入云南大学人类学学系，攻读经济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的。
徐：你的博导是谁？
罗：陈庆德教授。
徐：你什么时候进入博士后流动站？
罗： 200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当年10月就进入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合作导师是宋蜀华先生和杨圣敏先生。直到现在。博士后后期间这对我来说也是在补课，补以前没有学好的。因为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三年既要学理论，又要做田野（为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在田野点上呆了8个月），完成毕业论文，这三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必须由博士后的时间来弥补。
徐：你的学术背景非常好。
罗：在湖南的压力很大，在贵州很轻松。也正是压力大，才有自豪的方面。我是吉首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这种学术地位是牢固的。通过我在吉首大学的文科形成了读博士之风。
徐：你们所叫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其他的地方都叫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不摆在前面，你对自己的学科建设与什么想法？
罗：以前我们所叫民族学研究所，当时是出于作为重点学科建设考虑。但后来已经成为事实后，我们就考虑学术传统。以前有许多人认为民族学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说这是误解也好，是偏见也好，这都是传统的认识。但我们的民族学不仅仅只作少数民族的研究，还要作汉民族的研究。因为在湖南的民族研究中，可能汉民族研究更重要。少数民族是与汉民族连在一起的。我们做民族学，把人类学放在一起，提人与环境、人与文化，这种研究的范式更能理解这门学科。我们这个学科不仅仅是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对大和民族、朝鲜民族也要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人类学研究的面更加宽广。
徐：人类学关怀是全人类的，民族学关怀的是群体的。一
罗：对，特定的群体。人类学是关注人类整个活动带来的后果。民族学关注群体的活动的后果。基于整个学术理念考虑把人类学放前面。而把我们重点学科的牌子放后面。
徐：所以我觉得你们所的名称与国际接轨，十分规范。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叫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把它当两门学科，从民族学来讲，把民族学与人类学一个放前，一个放后，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个特殊的发展状况。有人说是畸形发展，也有人说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是种传统的发展，真正的回到原位上去，我个人认为应是人类学与民族学。我有一个新的问题，《族际关系论》是不是你的第一本著作？
罗：是我个人的第一部著作。
徐：我在1998年拜读过，这本书从人际关系去研究族群关系，体现了你的追求，恰恰反映了人类学的本质。如果没有这个本质，人类学就只能是研究民族风俗、习惯的，从你的这本著作中看到你的理论功底很扎实。我想今天再回头来看，从98年出版，7个年头过去了，你自己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罗：这要从源头说起。在此之前我与杨庭硕老师合著过两本书，其一是《民族、文化与生境》，这个名字是我取的，里面主要是杨老师的思想。这本书确立了一个观点，人类的文化、生存环境与人类的群体民族三者之间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民族、文化、生境是一个链接，三个链构成人类活动的整个框架。一切文化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生境，生境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空间体系，这个空间体系很大，能产生什么样的民族，民族能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它们的关系很清楚，这是我后来写族际关系论的一个基点。任何一个民族的关系都基于这样一个底结构形成的。第二个前提是在1992年出版《西南与中原》。从历史学的角度写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问题。用历史事实来阐述西南与中原的关系。从上古讲到民国，也包括解放后的一些政治，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谈关系，这为我以后的写作奠定了事实基础。这些事实让我认识到那些关系的存在是有历史过程的。从民族、文化、生境这个理论解释文化内部的结构或内部关系的影响提出一个框架。另一方面从历史事实来说，形成西南与中原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为我98年个人写族际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我现在来看，98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想探讨一个理论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过去我们认为的那种政治压迫或经济压迫，它可能有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其中。他们的互动关系是一种非对称反应或非线性反应。从结构来说是一个错位的结构。这种错位反应是如何形成的？那是因为对民族间文化的误解，冲突、矛盾就由此而产生。相互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我们给一个民族经济投资，他可能不用于经济，而是做到精神方面去了。这种反应就与你的期望是不一致的，所谓的扶贫也好，其他投资也好，都与预期的目标不一致，这些关系的处理，实际上都是文化问题。所以这本书主要想讨论作用与反馈之间是否对称。我也从中确定了文化圈、文化层。这些尽管是从播化学派引出的一些概念，但我在这里讲述时，它是以文化关系、反馈关系确定起来的，而不是传播学派的圈与层的结构。在书中，我以27个个案来处理，我想通过这本书确定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如何认同。但后来我想，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交往的过程，交往的结果。从远古到现在，通过交往对内部文化的改造才导致文化的发展。但这一点也许有许多人不认同，不理解。有些人也许认为原初社会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我认为在中国，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它必然要与外界交流之后才改造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通过外界的影响，文化交流来反映自己的东西有缺陷，人类社会才逐渐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这是族际关系论最核心的东西。我认为社群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基点。这是后来我对《族际关系论》的补充。
徐：这是你这本书出了以后的进一步的想法？
罗：对。这是我的博士后的选题——文化制衡论
徐：从《族际关系论》来看，说明你很重视人类学的理论。你还有很多优势，处在湘西，湘西的族群很多，你的田野时间长，涵盖了苗族、土家族、侗族三大民族，对三个民族调查时间长，接触到的东西也很生动，这是你的资源优势。下面我想问你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罗：我对学生讲中国人类学最欠缺的是什么？是第一流的民族志，真正的人类学的调查。现在让学术界认同的东西，国内自己的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要问为什么，而是要问要做什么？我从1995年开始第一个点——通道的阳烂村。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1995年的暑假我带80多名学生去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路过阳烂村。到村中一看，我很震惊，全部是青石板，鼓楼与别的村子不同，只有三层，但梁上的字是乾隆52年的，下面一块石碑是乾隆27年的，水井上的碑是嘉庆47年的，老鼓楼还要久远。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作人类学研究，就把他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田野点，每年都去。
徐：是哪一年？
罗：1995年。每年去两次。与村里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通过田野，在方法上，我体会到在中国作田野调查与西方不同，马林诺夫斯基是跑到荒岛上去作，因为那个地方是不懂英语的蛮荒世界，我们的田野点是懂汉语的，这是最大的区别。他们提倡的参与调查法，学习语言是他们的规范，中国当然要提倡，但有人懂汉语，学语言对我们就不是最迫切的任务。我就想了一个乡村日记与学者追踪的办法，找到一个乡村医生，他既懂汉语，也懂侗语，在村中德高望重，他有时间与别人交谈，他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去记录他看到的事件。然后我再根据我的理解去解读。这些乡村日记是我们所的镇所之宝。
徐：做了多久？
罗：4年多了。
徐：有多少字了？
罗：二十几万字了。我们有几个村落同时在记。这种乡村日记与学者追踪的方法很实用。学者不可能每天蹲在田野点上，让合伙人去参与，在假期我在他记录的基础上去追踪。每个村子有两个人记录。他们相互不交流意见，两个人记同一件事的看法也不一样。只可惜没有找到女性参与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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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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