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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国人类学有南派和北派的说法，您能把它们的特点讲一下吗？
黄：先说南派。以前说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在说从世纪初开始，以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为标志。在中国建立研究机构是在20年代，这时较多地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集刊在创刊号中的看法与美国历史学派的宗旨一致，就是做田野调查，事无巨细不要遗漏，只要掌握资料就行，不用概括。就是说，强调做细致的调查，不注重理论阐释。美国博厄斯的历史学派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调查资料很丰富。从中大的《民俗周刊》可以看到这个特色。
徐：南派就是比较注重详细的田野调查，得到资料，不怎么提倡理论阐释。
黄：对。北派呢，以燕京大学为中心，以吴文藻先生等为代表，这一派比较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重视做理论阐释，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就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两派虽有不同的理论特色，但同样地都是希望在中国建设和发展人类学。1984年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了一个人类学国际研讨会，那时我来参加会议，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德坤先生在大会上发言，他认为，包括台湾和大陆，1949年以后南北两派合流了。台湾人类学者经过这样的过程，体会到不能紧跟西方理论流派。李亦园先生也曾在文章上说他们都感受到这些，在研究中学习费先生的著作、吸取经验。合流，不能不要理论，也不能不要资料，不做田野调查，合流是一个很好的结局，这不是指两岸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指要研究中国，人类学既要重视实地调查，解决现实问题，也要理论指导，对西方新的思潮都要了解，吸取其合理因素，但用不着紧跟。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我有这样的感想，要研究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学者眼里的中国，而不是以西方的为标准。中国这么大，有几十个民族，经济全球化，文化还是多元的，人类学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研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很丰富，台湾学者做了很多研究，在知识和理论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中国这么大，对中国的研究还很不足，今后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不变，研究的路很宽广，要多研究中国，以本土化研究为主，要用自己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徐：黄老师的这个观点很好，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应该多研究中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中国的人类学资源太丰富了，不管是农村还是都市，中国人类学研究正走向深入，目前有这么一个态势。您同意我这个观点吗？
黄：同意，多研究中国，这么好的资源你没有研究，没有这个经历，很难说你是中国的人类学学者。
徐：能否再探讨一下南派和北派的特点，这个问题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没经历过。南派和北派合流是发展趋势。不过，南派是不是还有这个特点，它把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史结合起来？
黄：对，他们认为人类学能补过去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人类学研究要融入历史，主张人类学要研究中国文化史。而北派注重现实问题，重视对理论的研究。
徐：南派的这个特点很好，中国有浩瀚的书海。我自己体会较深。比如岑家梧老师被打成右派，就转向研究历史，他曾经想写《中国民族史》，容观瓊先生把文化人类学与南方民族学结合，搞南方民族考古学。现在两派交流很多，比如像您这样的，在北方很久，又到了南方，就是一种学术上的交流。各种会议也方便了大家的广泛交流，现在南北交流走向健康的合流道路。
黄：从研究方法上说，中国人类学比较早就注意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这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
徐：这一点中山大学做得很好，成立了历史人类学中心，陈春生老师、刘志伟老师、周大鸣老师他们做得很成功。
黄：中国有很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实际上，中国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就重视这点，不管上面布置的任务，还是个人的研究，做调查首先要找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对没有文字的民族可以从汉文的历史资料中找，不管研究什么，首先去找历史资料。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学纵横》，一个纵，一个横，这个纵横观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一个总结。我们研究世仆制也是纵横，必须把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结合，不知历史发展就不知其所以然。功能学派过去不太注重历史。南北合流是学术发展的走向。
徐：您今天抽了宝贵的时间，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回顾，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谢谢黄老师！
【录音整理 揭英丽】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
收入荣仕星 徐杰舜编：《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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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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