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所以你刚才回忆人类学的历史，任何一个新的学派的产生，好比讲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功能学派或者结构学派，都是在对前面的批判当中站出来。前面的句号画了，它又是重新开始。所以现在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与所有学科在牵手。人类学是“俯仰天地，贯穿古今，融汇中西”的，我赞成这12个字。下面我想请你再讲讲你进入人类学的状态。
新：有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转变，就是田野与文本这个问题的提出。人类学从西方发源的时候，其学科品位就是不断地强调对现实形态的观察、分析和描写。它强调面对现实生活的动态过程，同时人类学提供了多学科结合的有利因素。比如现在说的音乐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都是顺延着这一有利因素扩展而来的。以音乐人类学为例，我在做侗族大歌的研究时，做过一个总结。我发现对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歌，其实解放以来一直在研究。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按学科分类，有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它的歌词；有人从音乐的角度去录音、记谱、分析它的音乐；还有人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它的习俗。他们分门别类地对研究少数民族民歌，我觉得实际上是把完整形态的民间歌唱给切割了。搞文学的人听不见音乐，搞音乐的人看不见民俗，搞民俗的则不大去理睬审美。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尽善尽美的办法。但相对而言人类学提供了整合的构架。它把一个社区、一个族群的文化看成整体，尽量全面完整地观察，而不是从支离破碎的角度去分解。所以在我试图研究侗歌的时候，就想到要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去把握，以避免单以文学、音乐或民俗为角度所造成的局限。这是一种收获。
再如“文学人类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几个朋友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发起成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是想把文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大家知道，文学是一个很古老和很强大的学科。现在的人类学也是如此。怎样把文学和人类学打通，从而更好地来研究人类的文学现象，或者说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现象，这个问题国外已经有人在做。我们现在是在尝试，是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进行交叉和互补。
我们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包括叶舒宪、彭兆荣，我们绝不是为已经林林总总的学术森林再去增加一个新的品种，而是为了闯出一条路，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反思：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其基础是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引入中国的西方文论。正如同时期的人类学一样，这种引入当然有很大意义，但也有很多问题。当时的国人用西方文论对中国的文学进行了两种改写。一是以西方文艺思想指导“新文化运动”后的现实写作，发动“文学革命”直至唤起“革命文学”，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构成；第二是以西方的文学观念去重塑中国文学的过去，也就是按西方的分类和标准重写中国文学史。这样，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本就被重新梳理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部类，并被分别贴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进步”、“落后”等标签。这种重新装配出来的中国文学史，实际是西方文论“影子的影子”。其中别说民间世代相承的口头传统难争名分，就连文人精英们苦心经营的诗话、文论，也因“无逻辑”、“无体系”而不得不屈尊地等待改造。尽管对前一类型的偏见在“歌谣运动”中有过一段时期的矫正，但总体上还是未能回到对象的原本。所以如今还是要问：文学是什么？如果不把生活中可称为“文学”的每一种具体形态不带偏见地纳入视野，我们能说对人类文学有所理解吗？什么是史诗、戏剧、神话、歌谣？古罗马的西塞罗说“戏剧是生活的摹本”，古代中国的儒生说“诗言志”，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个神话可以产生另一个神话”，黔东南的侗族乡村则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的民谣……如何对照？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做比较，跳出任何族群的“文化自我中心”。在这点上，文学人类学或许能够提供帮助。
杰：你们的文学人类学主要研究什么呢？
新：在我看来，文学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是什么”，而是“人类何以创造和需要文学？”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看文学，文学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是人类精神现象和历史记忆的显现与承载。我们以前的文学观主要限于书面文学、精英文学、作家文学，而且是小说、戏剧这种成型的文本。但从人类学的意义上，需要将民间非文字的口头传统重新纳入。过去的文学史是口头文学依附在书面文学的体系下面，使它的地位低于和从属于作家文学。而且我们讲的是要用作家文学去指导、改造民间的口传文学，强调所谓的“普及”与“提高”关系。民间的口头文学、草根文化变成了需要被提高的事象。为什么？因为那种文学观念把文字文本看成最为重要，是精英和先进的代表。在这样的等级式的文学分类中，老百姓低于文人，歌手次于作家，需要以作家为榜样，跟在精英后面走；而反过来文人对民众却获得了指导和利用、改造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整理、解释民歌，还能借助权利去改造民歌。这种现象从五四“歌谣运动”到大跃进“红旗歌谣”直到“东方红”，文人精英们以民众的名义制造了大量的“新民歌”，有的粉饰现实，有的虚构民意。文人写民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文人一方面长期鄙夷民间，另一方面又时常要装成民众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人后面有更厉害的存在，那就是“官”。
总之，我觉得这里面潜藏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文学人类学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建立新的文学观，由此对现有的文学及其观念进行反思，突破旧的框套，比如说“文本中心”、“精英中心”，跳出对文字的崇拜和对口语的轻视，反对对精英的迷信和对民众的蔑视；并且对于以多民族共存为特征的中国来说，还需特别提出的一点就是关注众多“非汉族群”的文学实践。以各族群长期交往互动的过程看，中国的文学史显然应该是包括了多民族文学内容的整体史。可是现在看到的大多数读本却是不完整的或分割的。对于少数民族也有人写“壮族文学史”、“侗族文学史”等等，但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中国“汉民族的文字文学史”。
杰：文学史中的这种问题存在跟民族史的研究是一样的通病，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历来都是汉族的，或者全部是少数民族没有汉族。
新：在这个问题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值得重视。“多元一体”强调并置。其中的“元”，指的是原点和根基，而不是从属和等级。这样，如果说由多民族的文学并置、交叉、交汇和总和才是中国文学史的话，现有的文学史显然要重写。
杰：但是这种文学史研究基本上还没有起步。
新：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杰：我记得在三四年前我们就建议我们学校的教授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刚开了个头就停下来了，我觉得这主要是功力、学养各方面不足造成的。
新：这里面涉及的观念问题很多，大的有“我族中心主义”，小的有“文本中心主义”。你想，为什么现代版的中国文学史会理所当然地以汉族文学取代其他民族文学呢？因为在其文学观的指导下，是以文本书写和作家文学为主线，而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即便在“新文化运动”时参与到汉语的书写之中，也不能真实地显示自身的文学存在，所以本民族的书写被遮蔽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重建文学观。而这种新的文学观在中国多民族文化背景里，需要有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进入才有可能，单靠文学界现有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很难完成——他们没有相关的积累和眼光。比如对于现当代文学，文学界的史家们心中定格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哪里会有刘三姐？可我觉得刘三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跟鲁、郭、茅、巴、老、曹的存在有着同等的意义。她的源头是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拍成电影后，其影响遍及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人社区。这样的文本为什么不能纳进文学史？
从另一方面看，过去对文学观念，由于只局限于文字文本，限制了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刘三姐的演唱是一种活形态的文化过程。她的作者、作品跟听众和环境的互动，是“文本中心”的文学观所难以处理的。在这点上，李亦园先生已从“文学人类学”角度引述过许多重要的学说，比如“展演理论”、“仪式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学里面非常经典的理论。从这些理论重看文学，可以看文学的演唱、表演和传承。过去在“文本中心观”影响下强调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导致了民间和口传的自卑感。一个拥有母语传统的少数民族作者，如果不把作品用汉字书写的方式发表在《人民文学》那类刊物上的话，就难被承认。而身处民间的歌手们，在现代化过程里，出路已变为到歌舞厅演唱，到主题公园表演，开始还唱传统民歌，后来则唱流行歌曲。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现行的学理没有对他予以承认，反告诉他：传统代表落后，民间需要改造。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