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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从你的经历看，与其说是文学到人类学的跨越，不如说是一种延伸和拓展。中外人类学历史上由其他专业转向人类学的学者很多，说明人类学本身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覃：也许这正是人类学富有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试想一门学科总是画地为牢，人为地设置鸿沟，排他性甚于兼容性，惟我正宗，不容他人染指，用一种固定的尺度去衡量他人的论著“是或者不是人类学”，或者看不惯本学科的研究者转向其他学科，力图自立门户，维护本学科的“纯洁性”，自创一些缺乏深厚根基的理论框架，这种强烈的“学科意识”，精神可嘉，但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各门学科的划分，不应成为少数人垄断的谋生手段、学术资源和权利资本。本来人类文化的知识体系是相互交叉，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而密不可分的。现在有不同学科的分野，是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渊源，不同的探视视角，理应取长补短，和谐共进。
人类学家的足迹遍布各个地域的山山水水，这本身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拓展性，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融入心际，了解一方水土所养的一方人，是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天职。而且面对同样一座山，往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审视视角的多样性，展示了人类文化的复杂性。这也是不同学科互补共存的价值所在，人类学应该包容不同的审视视角，秉持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学术传统。
不妨把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喻为“一座座山、一汪汪水，一朵朵云”，任由人们从不同的侧面去观赏，去解读。远观，近观，仰观，俯观，静观，动观，环观，任由自便，各显神通，何来高下之别？
徐：所以，这次访谈的主题定为“山水云霓任观瞻”，确实富有诗意。
覃：我从小生活在田峒与山区交界的壮族地区，老家那里是“开门见山”，人们依山傍水而居，可谓依山依水谋生。我上大学之前，日常生活都同山水有关，经常上山割草，下河捉鱼，种水稻，收花生，放牛山野间，车水灌田园。备尝社会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忧思伤。但从总体上说，老百姓总是容易知足而乐观，生活清贫，也抑制不住他们的歌才和幽默。我所在的村落，不少水田要车水灌溉，别个村子的人就编歌挖苦：“有女莫嫁波台村，天天车水汗纷纷，扛起水车像大炮，游了一村又一村。”
现在，在桂林的家则是“开窗见山”，看书、打字累了，从窗口远眺浓淡相宜、层次分明的逶迤不绝的高山，凝望变幻莫测的云彩，浮想联翩，灵感袭来，喜由心生。
观赏山水云霓，可进可退，伸展自如。既可远离纷纷攘攘的尘世间，抛开世俗烦恼，逍遥世外，求得耳根清净，心境谐和。另一方面，也可推知国运民生，因为天上云卷云舒，地上花开花落，总关人情世态，民生疾苦。天空湛蓝，星光闪烁；山上绿树成林，飞鸟嘤嘤；地上河水清澈，鱼翔浅底，令人赏心悦目，人民可安居乐业。而天上灰蒙蒙，日月暗淡无光；山上光秃秃，寸草不生；江河断流，污水泛滥，必将危及当地民众的生存。正是：山清水绿祥云现，国运昌隆民安康。
徐：人类学研究历来十分关注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002年12月，台湾东华大学举办了“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与会学者探讨了不同民族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策略，李亦园先生强调要从“人如何利用文化与环境的调适互动的系统机制”去探讨“依山依水族群文化问题”，你自己在这方面有何思考和实践？
覃：人类社会本身只是宇宙自然演化的一个环节，是地球40多亿年演化的结果之一。相对于地球上整个生命体的进化历史来说，现代人类的起源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般认为是几千年，也不到一万年，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大家通常认为的是“上下五千年”。有人把地球的生命史的长度比喻为一百年，那么，人类生存的历史只有一个月，而文明历史只有七八个小时。人类的确还是对万事万物知之不多的婴幼儿，特别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然环境还处在调适的过程之中。人类“顺应自然”或“征服自然”以及“利用自然”的调节机制尚未进入最佳的状态，还有很多盲区，人类无法认知。被动地、消极地服从自然，是浪费宝贵的自然赐予，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度地以征服心态对待自然，则迟早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问题是不同区域的族群怎样切实把握顺应自然与利用自然的幅度。普通民众、政府官员、资源开发商等等不同阶层的人士，往往有不同的对人与自然调适关系的认知模式，对自然法则有不同的认知程度，他们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调适者。老百姓要生存，官员要政绩，商人要利润，人类学者有何作为呢？常常是无能为力，空谈“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1999年在前往巴马瑶族自治县的路上，看见有人烧山开荒，后来打听到是为了安置异地移民。漓江源头“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因为水源林被砍伐，两次被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但是，去年我们去调查的时候，虽然那些木材厂停工了，但是，还有人从保护区核心区砍竹子，他们说是有广东老板来收购。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有些地方生态环境恶化，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对此，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和自然崇拜等民间信仰之中，吸收思想源泉。这些都是重构天人关系的重要环节。人类碰到困境，往往要回过头来在历史的深处寻找答案，但是，传统文化有多约束力？需要做恰如其分的评估。对之漠然不顾，或者期待过高，都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当下的场景中思考问题，了解各个区域族群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认知程度和调节机制，然后再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把握现在。
徐：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人类学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族群之间的关系，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你曾经探讨过壮汉族群“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的互动模式，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关系现状，这种模式是不是有理想化的成分？
覃：确实不排除有理想化的因素。但是，壮汉民族关系总体上比较和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文化认同的边界比较模糊，这是两千多年从冲突到和解过程的逻辑结果，“壮汉族群共赢互动模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如前所述，相对于地球上的生命史来说，人类文明史还是相当短暂的，人类没有学会很好地处理天人关系，更没有学会如何处理更为复杂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学会宽容地欣赏他人的优点，更没有在人类学主位客位视野的转换中，深层次地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矛盾冲突由此绵绵永无绝期。这是人类的悲哀，换一个角度看，却是人类学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面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立和冲突，亨廷顿有发言权，人类学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仅仅批评别人有失偏颇是不够的。面对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文化误读，人类学家也可以为消除各种误解，作出自己的努力。记得著名歌星费翔在20世纪80年代从台湾向大陆发展，他的朋友们很为他担心，认为那是“水深火热”的地方，他到内地后发现恰恰相反，是大陆人把台湾看作是“水深火热”的地方，这种“文化误读”直接影响到祖国的统一大业。“大国心态”和“岛民心态”的调和过程，是海峡两岸关系的症结之一，这正是当今人类学可以展示魅力的广阔舞台。需要有人像二战时期的本尼迪克特和米德那样，为解决国家和军队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促使人类学焕发新生活力，需要深入田野做微观民族志研究，但不要成为“井底之蛙”，“自下而上”的思考路径是人类学的优良传统，但是，要有向上延伸的理论空间拓展的过程。 当然，人类学的贡献是有一定限度的，能否有所贡献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问题在于人类学研究者，是否努力过了。人类学可以做的事情是为人们提供更广阔的思辨平台，拓展视界，引发文化自觉。人类学家确实可以成为消除文化隔膜的高手，但是也不必过于乐观。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至今世界各地依然充满了残酷的恃强凌弱，吞并掠夺，厮杀蹂躏。文明的个人学会谈吐优雅，举止大方，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但是，民族和国家还没有学会韬光养晦、谦和礼让、涵养高深。现代人类觉得骂街打架、盗窃抢劫，是难以容忍的事情，而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结，却使人认为征服另一个民族国家，掠夺其资源，推翻其政府，则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征服者还可以成为“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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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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