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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并不是在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念做申辩，只不过是为了说明弗洛伊德的想法可能是这个神秘观念的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之一。关于荣格的原型仍有另外的理论难点，涉及一些基督教内容的原型。我已经提到荣格明确论及基督徒与儿童原型相联系。然而，更令人烦恼的是，荣格提出耶稣基督是一个原型。在他的论文《唉翁》（Aion）中，荣格问道，“自我是耶稣的象征呢，还是耶稣是自我的象征？”他回答说：“在现在的研究中我确认是后者。我设法去展现传统的耶稣形象如何在它自身集中一个原型——自我原型的特征。”（1958：36）我并没有教荣格如何讲。他自己添加了一句斜体字纪录的话，“基督例证了自我原型”，并且用一个脚注邀请读者去“比较我在《心理方法或三位一体教条》中将基督作为原型的观察。如果我们还记得原型是被假定为全人类的，能够组成最异乎寻常的极端民族优越感的例子，而不提及自大和傲慢或者东方民族特征——即，假定所有的民族不论其文化和种族传统，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原型的基督徒部分”。（1958：36）荣格说：“原始心理不会创造神话，而是体验神话。”（1958：117）这大概也可以应用到基督原型。事实上，正是因为荣格的基督教倾向，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他是使精神分析更易被非犹太大众所接受的可能的继承者，但是作为民俗的形式，那种倾向延伸到神话并不仅仅是智力可以防御或维持的。
坎贝尔研究民俗的方法是以荣格精神分析作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使得这种方法处于学术民俗学的范围之外。精神一致的普救说前提，结合原型是通过遗传得到的主张，给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和地方类型的形成留下了极小的空间。遗传问题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听听荣格自己怎么说的吧。在荣格1961年去世前不久，即1958年发表的《灵魂和象征》一书的前言中，他说了以下这些话：
精神并不像白纸状的心灵那样是天生的。如同身体一样它在确定之前有其个体明确性，即生物习性的形式。它们在不断重现的精神机能的模式中显得很明了。正如织布鸟能够将其鸟巢按照通常的形式准确无误地建造出来（作者评说：这种理论类型总是提及众所皆知的自然界的本能行为：没有谁去教鸟儿如何做巢，海狸如何做坝，从而通过错误的类推得到说服）。原型绝不是无用的古老的遗留物或遗迹。它们是引起神秘观念或主导陈述预先形成的活的实体……应该记住的是我的“原型”概念常常被误解为是一种哲学的推论（作者评说：请注意荣格如何澄清这种很显然的误解）。事实上，它们属于本能活动领域，按照那种理解它们表现出了精神行为的遗传形式。（1958：xv－xvi）
很难相信任何人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神秘的概念作为民俗研究中可行的观念，但是坎贝尔如此做了。我们如何对待咖啡茶几上作摆设的书中充斥着所谓的原型形象？当然，从不同的文化中创造出母亲的形象是可能的，但是这构不成伟大母亲原型存在的证据——全部文化所拥有的母亲及其形象那么多，但是几乎没有相同的形象。甚至是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代表性地具有画家或赞助人身体上的种族面貌特征。弗洛伊德在其《幻想的未来》（1928）所主张的婴儿的条件作用与人－神关系有着重要的联系，于是婴儿的条件作用按照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时，人－神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神话。恒定不变的不是原型，而是人类的关系。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有父母－孩子关系，因此在全世界的民俗中都有父母－孩子之间的斗争。
1944年当坎贝尔为格林故事中的罗马万神殿写注释时，他做了准备性工作。他引用了故事类型、《母题索引》，以及那个时代的民俗学者的著述中所包含的学术建构。他甚至提到了历史－地理方法，又叫芬兰方法，因为这是民俗学者为追溯特定的民间叙事的发展和传播所使用的比较方法的首选形式，但是他在脚注中认为弗朗兹·博厄斯是这种方法的运用者（practitioner）。坎贝尔在他的哥伦比亚的岁月里，事实上与博厄斯在一起做过研究，无论如何，他应该知道博厄斯从未使用过这种芬兰方法。但是坎贝尔的“极少的学问”指出了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民俗学者有些成功地宣扬了过去200年我们所做的努力的结果，于是别的学科的成员，在做了最低限度的阅读之后，相信他们有资格去权威地谈论民俗学问题。这个世界似乎充满了自称为“民俗专家”的人，有一些例如坎贝尔，被普通大众（以及公众电视，像坎贝尔这种情况）所接受。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学者如同伯克利民俗课程的申请人那样，在他们的兴趣陈述中说他们阅读并喜爱坎贝尔的作品。我猜想，如果那样理解的话，我们欠他太多，因为他使得人们对我们的学科感兴趣。问题是如此多的人只阅读坎贝尔的书而对民俗学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
我认为，有另外两个因素导致了学员中民俗学的低水平：（1）早先知识的缺失；（2）民俗资料提供者的胁迫。早先知识缺失的事实或许部分归因于在全部领域知识的激增。维持全部的关于民俗学的写作以及无数的杂志和世界各地的专论丛书日益困难。虽然有参考书目、电脑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的帮助，但是仍有太多的重复作业。资料检索的问题因为意图代表我们领域的业余爱好者的不断增多而更为恶化。他们对其学科问题的早期研究很无知。我已经提到坎贝尔没能涉及奥托·兰克和罗德·拉格伦早期对于英雄模式的描绘，另外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
20世纪40年代中期，古典学者莱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在伯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做了很有声望的萨瑟演讲（Sather Lectures），稍后以《荷马史诗中的民间故事、小说和传奇》（1946）为题发表。在那本书中，我们想至少会提到AT1137，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或者是奥德修斯肩上扛着桨，在内陆中寻找未知社区的母题（Hansen，1990，2002：371－8）。但是以上的这些我都没有找到。相反，我们发现了贫瘠的主张，即《奥德赛》包含了熊的儿子这个民间故事的结构，卡彭特的这一假设是在得知弗莱尔德瑞奇·潘泽（Friedrich Panzer）和其他人所主张的贝奥武甫（Beowulf）来自于那个故事类型的学识之后提出的。1910年我们有了《故事类型索引》，1932年又有了《母题索引》。但是不只是一个古典学者在1941年没有引用《奥德赛》中如此明显的民间故事元素，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一个大出版社竟能够在没有让民间故事的专家做正式出版前的检查就出版了该书。我们仅仅将卡彭特的书与比尔·汉森最近发表的杰出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古典文学中发现的世界故事指南》（2002）相比较，来看一个有着民俗知识的古典学者与一个真正的具有民俗学者资格的古典学者所做研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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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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