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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葛兰西转向”及其成果
1970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被引入到英国文化研究中，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并对整个文化研究方向的调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称为“葛兰西转向”B21。在葛兰西转向之前，依据霍尔的著名论文《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的归纳，文化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思考大众文化的范式分别是“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把大众文化看做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发兴起的文化，一种本真的、体现工人阶级能动性的文化。这种范式由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人威廉斯开创，后来费斯克等人的“民粹主义”是其最典型、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把大众文化看做是由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强加、为利润和意识形态控制服务的文化，这是作为结构的大众文化。这方面的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学派别。
英国桑得兰大学的斯道雷教授在其《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中认为：这两种审视大众文化的角度都有自己独特的创见，但又都失之片面，而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使得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更趋辨证。由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概念的引入，大众文化现在被看做是“一个领导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核心场所”，是“一种统治集团利益和从属集团利益之间、统治集团利益的强加与从属集团利益的抵制之间斗争和谈判的场所”(22)。受到“领导权”理论启发而重新阐述的大众文化，既不被理解为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文化工业所强加的统治性文化，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斗争谈判的场所，是来自下层的力量和来自上层的力量的混合，是充满矛盾的：既有商业性，也有本真性；既是结构，也不乏能动性；既是霸权，也是对霸权的反抗。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变化是：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再是由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大众在消费行为中消费这些商品并制造意义的过程和方式。也即是说，葛兰西式文化研究特别注重对于文化消费过程与意义生产过程的研究，这里的意义是小写、复数的意义——文本在接受和消费的语境中具体地实现的多种可能意义（它们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被使用是最紧要的问题），而不是大写、单数的意义，或某种本质性的、被固定地嵌入和保证的意义。这样的文化研究不是验证一个文本的唯一“真实”的意义，而是发现人们创造意义的具体而复杂的方式，是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意义。正如本文作者指出的：“由葛兰西式领导权理论所阐明的文化研究，通常坚持在生产过程和文化消费行为中存在一种辩证法。一个消费者被安置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中，通常会面对一种作为决定性的生产条件的结果的物质存在的商品。但以同样的方式，一种商品是由一个被安置在一种特殊社会语境中消费者所接受的，他把它挪用为文化，并‘在使用中生产’出商品可能承载的整个的可能意义——这些意义不能从商品的物质性中读出来，或者从其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中读出来。”
受到葛兰西的启发和影响，斯图亚特·霍尔发展出了所谓“接合/表达”（articulation）理论。articulate/articulation一词有微妙的双重意义，既意味着“发声”、“说出”、“表达”，也指“接合”、“连接”。运用接合/表达理论，霍尔认为：文化文本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嵌入固定不变的意义，这种意义也不可能被产生者的意图所固定和控制。意义是接合/表达行为的结果。接合和表达的关系是：意义总是在被结合到特定的语境、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才能得到表达，这样，表达总是被接合到语境，也受到语境的限定。这样，文化文本以何种方式被结合到具体的使用语境中是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是一种社会生产，“一个文本，或实践，或事件，并不是意义的输出源，而是意义——各种意义——的接合/表达得以发生的场所，又由于不同的意义可以被结合到同一个文本或实践或事件，意义总是冲突的潜在场所。”(23)所以，坚持“接合/表达”概念，就是坚持一个文化文本并不是意义的源泉，而是意义（复数的意义）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被生产出来的一个场所。(24)
虽然斯道雷好像是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结构和能动性、霸权和反霸权的关系中进行平衡，但是他显然更加强调后者。因此他认为，葛兰西式文化研究最大的特点可能是拒绝大众文化研究中那种所谓的“悲观主义的精英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期英国的利维斯主义，20世纪中期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来大多数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顾名思义,悲观主义的精英主义一方面是其精英化——看不起大众文化，更看不起大众，把大众看做“文化白痴”；另一方面又非常悲观，基本上否定观众的“能动性”，因此，它对权力的批判最后不乏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文化工业所代表的霸权“结构”是牢不可破的（再走一步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批判不过是白费功夫）。而斯道雷所赞赏的葛兰西式的文化研究却坚持：虽然我们不能无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生产结构的操控性，可同时必须坚持文化消费的复杂性，坚持“受情景制约的能动性”。
总之，把领导权理论引入文化研究，使得我们能够通过一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积极关系来看待文化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根据要么是“合作”要么是“抵制”这样的排他的方式加以思考，而应该把它们思考为一种“结构”（生产）和“能动性”（消费）之间的积极关系。也就是说：“既存在能动性也存在结构，赞美能动性是不够的，详细地阐释权力结构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抵抗和收编之间的辨证关系。”(25)
但是必须再次强调：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可以做多种阐释的复杂概念，它既可以向着强调消费的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强调生产的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当麦克罗比和伊安·昂等人反思民粹主义的局限时，同样也是呼吁回归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重新强调消费活动与生产、能动性和结构的相互联系，强调要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理解消费。斯道雷则认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在最好的情况下坚持在生产过程和消费活动中存在辨证关系，消费者总是面对作为决定性的生产状况之结果的物质存在的文本或实践，而同样地，文本或实践则遭遇一个事实上是在使用中生产一系列可能意义的消费者，这些可能意义不能从文本或实践的物质性中解读出来。”(26)在斯道雷看来，重要的是要区别文化工业的权力和它们的实际影响，两者虽然常常相互重合，但是并不总是重合，而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问题就在于常常把它们设想为是同一的。显然，斯道雷更多地站在费斯克的立场上说话。
以上是对于西方文化研究新近发展的挂一漏万的选择性介绍，希望对中国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有所启示。
作者简介：陶东风:1959年生于浙江，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南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化研究》丛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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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07年第0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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