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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关于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知识探求领域的特征等理论问题，既可以通过回溯历史的历时方式得以思考，也可以通过思考文化研究和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在这方面，人们思考得比较多的是社会学以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早在1957年，霍加特就出版了他的巨著《识字能力的用途》。此书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经典，但它却是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一本奇书。霍加特后来回忆说：“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入了奇怪难闻的东西。”(15)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它不法地闯入了自己的跑马场，对其极为个人化的自传式写法深不以为然。《识字能力的用途》上半部分写二战以后英国里兹周围的工人阶级生活，第二部分则对包括拳击、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性与暴力小说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现象进行了广泛批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夹杂了许多个人的童年经验，所以既不合乎当时社会学的规范（包括题材与方法），也与正统文学批评相去甚远。
霍加特的遭遇很戏剧性地说明了文化研究和社会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双重紧张关系。社会学家一般认为，知识建构比直接的社会政治分析和政治行动更重要，并尝试建立一种实证的社会学形态，追求自然科学“客观性”，文化研究因此就被看成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计划”。社会学家容易认为传统的社会科学概念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而文化研究采用的学术方法基本上是反社会学的，远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动力，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项“肤浅而无用”的工作；另一方面，凭借文化研究理论家们做出的一系列不亚于社会学家的理论贡献，及其为社会学提供的新的推动力，文化研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还击社会学。于是两者陷入了一种无益的“战斗”。本·卡林顿的《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强调了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内在关联，提出应该消解两者之间已经并正在强化的紧张。文章指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相互贬低是没有意义的：“文化研究并不打算否定社会学的观点的重要意义，而试图通过将社会学的观点融入新的理论框架——即在那些关于统治、文化管理和权力话语制度的话题中——来扩展它们的意义。”(16)他甚至认为，在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所做的区分在许多方面是虚假的，它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和想当然的所谓不相容性，却忽视了如下事实：建立社会学的许多经典理论家曾经很关注文化和意义方面的问题，只不过现代社会学因更多地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而忽视了这一点。尽管文化研究的倡导者经常声称拥有一个多重的或交互的学科基础，吸收了历史学、政治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学科，但真正为大多数文化研究提供了主要“元概念”构架的，还是社会学。作者指出：许多在“文化研究”领域所做的研究，是在社会学系内部进行的，或者是以“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教授”（“社会学”一词通常出现在前面）的身份来做的。尽管现在许多社会学系在研究项目、教授头衔和设立新研究中心等方面做了调整以适应文化研究日益巨大的影响，但是，与某些夸张的宣言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被文化研究机构所替代。将二者（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分离没有丝毫意义，既歪曲了它们内在的共生关系，也无法很好理解文化研究以何种方式在理论、方法论和概念方面对社会学产生了重大改造。即使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初始阶段，那些后来在发展社会学的体系与方法方面被视为核心人物的学者，也参与了文化研究的奠基性工作。例如，卡尔·曼海姆在1930年代早期首次从德国移居英国时，就对工人成人教育协会的活动深感兴趣。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界定了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们的角色：自身既作为教育者又向工人阶级传授知识。这对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有非常大的影响，而成人教育被公认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发源地。他还将欧陆批判的社会哲学输入到更为经验主义的英国学界，这种输入随后证明对新“左”派的产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考虑到国内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边界的讨论(17)，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就更有意思。相比于社会学，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更加微妙。文化研究的早期成员霍加特和霍尔都是英文系的教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初也是设立在英文系。1963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的霍加特，发表了教授就职演说。他是作为诗人奥登的研究专家评为教授的。但有意思的是，他的主要成就却不在奥登研究方面，其方法也不符合当时英国文学研究界的所谓学科规范，且超出了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一书虽然遭到社会学和文学批评界的双重否定，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不容否认：工人阶级本身非常喜欢这本书。韦伯斯特的《社会学，文化研究，学科边界》一文就是从这个例子入手谈文化以及和文学批评的关系。韦伯斯特曾经采访过一个15岁开始就在铁路上干活、后来上了大学的工人弗兰克，在谈到霍加特的这本书的时候，弗兰克眼睛放光兴奋地说：“（在这本书中）你能够听到血肉丰满的人的声音并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你可以通过绝大多数社会学不能提供的方式进入现场。”(18)这难道不比什么学科不学科的更加重要么？
韦伯斯特指出：虽然霍加特以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计划远远超出了文学，但他创立该中心的本意却并非取消文学研究而只是要扩展其边界。据说当时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又称“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面提到的霍加特的就职演说发表在他的文集《相互言说》第二卷，其副题就叫做“论文学”。更有意思的是，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据说只有两个人，除了霍加特，另外一个是英语文学的研究生、牙买加人斯图亚特·霍尔（S·Hall）。霍尔在成为《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之前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在起源时就与文学研究关系“暧昧”。如果说对于文化研究的文学“胎记”的辨认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后来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卓然成家的赛伊德、霍米·芭芭、斯皮瓦克等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难道也是偶然的？其实，文化研究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雄心之一就是扩展文学研究的边界，同时他们也坚信文学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多有裨益。霍加特曾经指出：在当代研究文化中心的学术事业中，文学构成了其“最重要的因素”。在1963年的演讲中，他充分肯定了文学与文学研究对于增强我们理解生活与经验的复杂性的重要作用。(19)其实，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得更远一些，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对霍加特以及早期的威廉斯产生巨大影响的正是文学批评家里维斯（F·R·Leavis），以至于有人认为可以把霍加特叫做“左派-里维斯主义者。”(20)这些人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文本细读，都认为文学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这些早期活动表明：学科是文化的复杂建构物，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虽然多数人都能够在理论上承认这点，但是在现实中，学科仍然是资源分配与身份定位的强有力因素，所以打破它不容易。文化研究兴起以后，职业化的文学研究者与社会学家都指责它不符合“学科规范”，这个所谓“规范”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占支配地位的规定。然而这种规定带有人为性，与现实并不吻合。现实本身内在地就是跨学科的，而人文学科的首要目的则是理解和解释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人文科学研究者、我们知识分子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难道不是有点不正常么？事实证明，任何学科的边界都是相对的，都会被“外人”进入，而这种进入并不是什么坏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许多伟大发现正是这种进入的结果，是“外人”做出的（想想文学研究中的重大突破有多少是这种“闯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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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07年第0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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