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为何具有驱邪的法力而被视为大巫，过去一些学者常常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早期社会的政治领袖兼为巫师之长的特点。这种说法最初是英国学者弗雷泽提出的（注：〔英〕詹·乔·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18、128-139页。），后来我国不少学者用此说来解释上古政治权力与早期宗教相结合的特点（注：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20）.1936年。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华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第118-119页。）。但这种早期社会政治领袖兼为巫师之长本就不是上古时代的普遍现象，而且这种说法也并不能反映禹为后代巫祝宗主的特殊情况。笔者认为，禹被后代巫师视为祖师与宗主，是与“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别物上下”并命名万事万物名称的历史传说有关，最后被神化为巫祝宗主的结果。　　

　　西周至秦汉时的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都谈到大禹治水后命名山川的情况。《尚书·吕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伪孔传云：“禹治洪水，山川无名者主名之。”《庄子·天下》篇云：“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大戴礼记·五帝德》亦谓舜“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第27－28简也说禹治理洪水划定九州后，“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淮南子·NEF61形训》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潜夫论·五德志》亦云禹“主平水土，命山川”。后来传说便以为《山经》是夏禹命名并纪录的。《论衡·谈天》说“禹之《山经》”；刘秀《上山海经表》明确地说《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是“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山海经·中山经》后记更明确地说：“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　　

　　古史传说中夏禹治水所涉及的范围极其辽阔。《书·禹贡》有所谓禹治水后设立九州的记述，据此可以说东到海，南到长江流域，西到甘青地区，北到燕山南北。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过去有西周、春秋以及战国早期几种说法，而近来邵望平先生结合考古发现所见龙山时期的文化区系，以为《禹贡》所说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尽管《禹贡》定稿的作者可能是更熟悉中国西北地理的西周王朝史官，到战国时又增入了战国的资料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定本（注：刘起纡：《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讨》，见唐晓峰主编：《九州》，商务印书馆,2004年。），但正如邵望平先生所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区系的划分与《禹贡》九州的划分基本相符之说应是可信的（注：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中常常回忆夏禹治水所涉及的地域，极为广大辽阔。《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新出土公NEF64铭云“天令禹敷土，NEF62山NEF63川，乃差地设征”（注：李学勤：《论NEF64公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及公NEF64铭与《禹贡》之说是相合的。《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书·立政》云“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这里周公把“禹之迹”与天下之“海表”相系连，表明周公眼中的“禹之迹”就是天下。《诗·商颂·长发》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这是说禹治理茫茫洪水之时，以本部族疆域之外的大国作为边疆，幅员大大地扩大了。《商颂·殷武》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毛传“辟，君”，这是说商成汤时代，众多的方国部族都把都城设立在禹治水之地上。《商颂》是西周时殷后裔宋国人的作品（注：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商遗民如此谈论夏禹治水而扩大疆土的情况，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西周春秋还有其他文献也可以为之佐证。《诗·大雅·韩奕》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毛传“甸，治也”，《韩奕》“梁山”盖即今陕西韩城市西北黄龙山，可见禹治水已到达黄土高原一带；《诗·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此地今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带；《诗·鲁颂·NE025宫》谓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史记·周本纪》谓后稷弃初封于今关中武功一带；《诗·小雅·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朱熹集传“南山，终南山也”，此言禹治水已到了关中的终南山。春秋时秦公簋铭云：“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NEF65宅禹责(迹)。”（《殷周金文集成》8·4315）春秋时居于西陲陕甘一带的秦人自称自己“受天命”的先祖居住在“禹迹”；齐叔夷NE026钟铭云：“衷衷（NEF66NEF66）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殷周金文集成》1·272－278）春秋时居于东方的叔夷也称自己的先祖成汤统一天下，全部占有九州，也居住在禹都。《国语·鲁语下》述孔子之语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夏本纪》述其事云：“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这是说禹的活动踪迹已经到达浙北一带。从上可见，在西周春秋时的人们看来，禹治水的足迹遍布当时的九州之地。

　　古人不仅认为山川地名都是禹命名并纪录下来的，而且鸟兽草木等万事万物也都是禹命名并纪录的。《墨子·非攻下》云（注：方括号里的字为改正误字，圆括号里的字是以本字释通假字,误字依孙诒让《墨子间诂》改正。）：　　

　　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NB031（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卿（乡）制大［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注：《墨子》，《诸子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4册，第92-93页。）　　

　　“别物上下”的“上下”是对上文“山川”而言，是上之山下之川之义。这是说禹于是历经高山大川，分别山上川下各种事物的名称，也就是把鸟兽草木的类别分别开来。这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说得则更为清楚：　　

　　若乃NB032傥瑰玮，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NB033，充NB034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NB035（契）不能计。（注：〔梁〕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7马长卿《子虚赋》，第1册第356页。）　　

　　唐李善注引张揖曰：“禹为尧司空，辨九州名山，别草木。”《墨子·非攻下》中“焉NEF67为山川，别物上下”与张揖所说禹“辨九州名山，别草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NEF68”都是禹治理洪水后命名的。正因为禹及其大臣益命名并纪录了世上的万事万物，所以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没有禹不知道的；凡是禹不知道的，其他人则更难知晓。《庄子·齐物论》云：“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庄子认为夏禹对世上的万事万物无不知晓，但如果是以“无有为有”，那么即使“神禹”也难以知道。

　　从上可见，墨子、庄子、司马相如等先秦到西汉时期的学者，都认为禹治理洪水，命名山川，分别草木鸟兽的类别并为之命名，因此禹是世上知晓事物最多的神人。但东汉之后的学者，却说禹治洪水，益记载物名，认为禹、益二人是世上知道万事万物最多的人；并认为《山海经》是禹作成的。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王充《论衡·效力》云：“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论衡·谈天》云：“案邹子之知不过禹。禹之治洪水，以益为佐。禹主治水，益之记物。极天之广，穷地之长，辨（遍）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国之地，鸟兽草木，金石水土，莫不毕载，不言复有九州。”《论衡·别通》亦云：“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列子·汤问》历数世上极小之物及极大之物后，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因为汉代以来的学者认为禹、益治洪水并命名各地所见事物，所以世上了解事物之多之广莫如禹、益。《抱朴子·论仙》云：“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这是说即使像禹、益那样的智力，对世界上的事物能认识的也没有不认识的那么多，也是说禹、益是世上了解万事万物最多的人。

　　正因为古代人们认为禹命名了山川及世上鸟兽草木之名，也是知晓世上万事万物。而在早期先民看来，知晓万事万物及其名称，也就享有支配此名词所指之物的神秘力量，这就是后代巫祝在行法过程中要走禹步、制“禹符”、借禹的名义并以禹为其宗主的原因。这种情况是需要我们借助文化人类学中有关原始思维观念才能充分认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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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