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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刚经》是唐宋时期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唐宋文人对其谈空论幻的义理很感兴趣，在阐释《金刚经》的义理是表现出以儒道融合佛教的倾向，文人也将对《金刚经》的理解运用于诗文创作与批评之中。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也崇信《金刚经》具有神异功能，奉持《金刚经》可得庇佑。
关键词 《金刚经》 流传 空理 神异
〔中图分类号〕I2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4-0129-08
《金刚经》（注：本文所引用《金刚经》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所影印出版之《金刚经集注》。）是由佛弟子阿难记述的释迦牟尼与须菩提的答问，阐发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宗旨。有后秦鸠摩罗什、北魏菩提流支、陈真谛、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和唐义净六种汉译本传世。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金刚经》是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
一、《金刚经》是唐宋时期在文人中最普及的一部佛经
《金刚经》在唐宋时期是一部广泛流传的经典。上至封建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读经、抄经，对《金刚经》的崇信要超出其他的佛教经典，而文人不仅读经、抄经，他们还可以解经并在文化活动中予以推广，对《金刚经》的普遍崇信热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玄宗朝及其他以儒道为主导时期，统治者有对《金刚经》的大力推崇。在张九龄任宰相时期，唐玄宗亲注《金刚经》颁布天下，张九龄作文“贺御注《金刚经》”：“右内待尹凤祥宣敕垂示臣等御注《金刚经》。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习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关妙键，豁然洞达。虽臣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即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度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伏望降出御文，内外传授。”（注：《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7页。）唐玄宗以帝王之尊，亲注《金刚经》并颁布天下，在以道教为国教的李唐王朝，这是对这部佛教经典的极大推崇。张九龄是一位宿习儒业的文人，他以宰相之位上贺表，当然表现出他对这部佛经的推崇。他甚至以为“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作为一位文人，他更感叹尽管大众都诵读崇信这部经典，但是“人间习传，多所未悟”，这种批评，肯定是建立在对《金刚经》的了悟基础之上的。
在普通民众中有将佛教中《金刚经》与儒家《论语》道家《老子》相提的倾向。“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搏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座’。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若非妇人，待嫁何为。”（注：《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8页。）当然，这只是俳优的戏说调笑，但是，在儒释道三教中，所举的经典，都代表着这一教派的最高权威，也都为人们所熟知。选择《论语》和《道德经》作为儒道的经典代表是理所当然的，而以《金刚经》作为浩如烟海的佛经的代表经典，只可能是在大众对这部经书普遍熟知并且普遍崇信的基础之上。
文人好以《金刚经》的理论来论事。“武后营大像于司马坂，以张廷圭谏止。其疏全用浮图《金刚经》义解析，盖因其所溺，易于回晓。亦足以见一时士大夫习尚也。而新史削去，岂以为非雅耶。”（注：《习学记言》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第720页。本文所引用之《四库全书》文献均出自此版本，以下但标册数与页码。）士大夫习尚好用《金刚经》，于此可见。宋代叶适所谈的这件事，在《旧唐书》里有记载。《旧唐书》有张廷圭给武则天的疏，其上疏中多引用《金刚经》。“则天税天下僧尼出钱欲于白司马坂营建大像，张廷圭上疏谏曰：佛者以觉知为意、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此经中受持及四句偈等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河之金以为像，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不逾于一禅房之匹夫。菩萨作福德，不应贪著，盖有为之法不足高也。”（注：《旧唐书》卷一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张廷圭其人，据《旧唐书、本传》，“少以文学知名，性慷慨有志尚”，长安中，为监察御史，开元时为礼部侍郎，开元二十二年卒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从其经历亦可知这是一位以正统的儒学立身守官的人物。然而他以《金刚经》为思想武器反对武则天修建大佛像，而且，文章中引用的《金刚经》关于不著于相行佛道、不著于相行布施的说法，既见出他对《金刚经》的恰切把握又恰到好处地针对了武则天大兴土木的弊病，的确可见出唐代士大夫的习尚。宋代所编的《旧唐书》将此疏删去，叶适推测可能编者以为不雅，所谓不雅，是指的不符合儒家的思想规范，没有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来说服武则天。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朝代，赵宋王朝以儒立国，文人学士以儒立身。但是，从内心倾向而言，人们对《金刚经》仍有阅读的兴趣。
“太祖晚年自西洛驻跸白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阙写《金刚经》读之。赵普奏事见之，上曰：不欲泄于甲胄之士，或有见者，止谓朕读兵书可也。”（注：《类说》卷十九，《四库全书》第873册第337页。）
宋代的时代氛围与唐代已大不相同。唐代统治者可将所注的佛经颁布天下，可以有群臣进贺，宋代统治者读佛经却要以读兵书掩饰。内心受到《金刚经》的吸引而因为时代的思想政治氛围必须作出掩饰，宋代的文人也是如此。
“学者，所学为人也。盖尹和靖语徐丈见尹和靖问曰：某有意于学而未知所以为问。先生曰：此语自好。若果有此意，归而求之有余。师又尝语人曰：放教虚闲，自然见道。先生在从班时，朝士迎天竺观音于郊外，先生与往。有问何以迎观音也？先生曰：众人皆迎，某安敢违众。又问：然则拜乎？曰：固将拜也。问者曰：不得已而拜之与抑诚拜也? 曰：彼亦贤者也.见贤斯诚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诵《金刚经》一卷,曰：是其母所训,不敢违也。徐丈语及苏氏使民战栗义，问曰如何？先生怫然曰：训经而欲新奇无所不至矣。”（注：《晦庵集》卷七十一，《记和靖先生五事》，《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403页。）
宋太祖与赵普都是以儒治国者，作为天下仿效的统治者，读佛经，要有别的托词与借口，宋太祖以读兵书遮掩。和靖以遵母训言事。然而我们却从中看出，即算是在浓郁的儒学氛围之中，也难遏止对《金刚经》的阅读热情，需要遮掩、需要找借口，但是仍然坚持读《金刚经》，可见这部经书的吸引力。宋代文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在其求仕、入仕的过程中，竭力要表现的是自己的醇儒的思想，不能有外道的驳杂。退隐之后，情况就会有变化。
“王荆公再罢相居钟山，无复他学，作《字说》，外即取《藏经》读之。虽则溷间，亦不废。自言《字说》深处亦多出于佛书。作《金刚经解》。裕陵尝宣取，今行于世。其余如《楞严》、《华严》、《维摩》、《圆觉》皆间有悦意，以为尽其所言至矣。谓禅学为无有其徒，自作法门，以动世之未有知音者。”（注：《岩下放言》卷上，《四库全书》第863册第729页。）
苏轼写出他的家仆朝云临死诵《金刚经》：“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子。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文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注：《东坡全集》后集卷五，《悼朝云诗并引》，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17页。）
普通的民众，他们无须掩自己的阅读。不过到了后世，儒学家对这个问题处理以较为通达。“明黄正宪，每早起则读《金刚经》，终朝则读《周易》，且以西方北方圣人并言，则书概可知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
阅读《金刚经》太普遍，以于像读儒家经典一样，闹出囫囵吞枣的笑话。“鹿溪生黄允，钦人也。从学陈莹中、黄鲁直，文字固不凡，与余谭经，每叹今时为《春秋》者，不采圣人之志，但计数，其后逐传，则谕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书侵战者为几，皆由汉二刘、唐武平一启其端。是犹世愚者皆学佛而诵《金刚经》纂，吾未晓，迫问之，则曰：有一十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注：《铁围山从谈》卷四，《四库全书》第1037册第589页。）
对《金刚经》的阅读热情也引发了文人书法家的书写热情。唐宋著名的书法家几乎都书写过《金刚经》。据《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六，宋王安石书《金刚经》的书法作品风格是：“骨多肉少则瘦，肉多骨少则肥。惟骨肉相称，然后为尽。或谓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见此经，则知传者不识荆公书，遽以常所见清劲为瘦也。”王安石在其文《书金刚经义赠吴圭》中谈自己书写《金刚经》的用意：“惟佛世尊，具正等觉，于十方刹，见无边身。于一寻身，说无量义。然旁行之所载，累译之所通，理穷于不可得，性尽于无所住，《金刚般若波罗蜜》为最上乘者，如斯而己矣。”（注：《临川文集》卷七十一。《四库全书》第1105册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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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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