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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究如何？
我们以历史事实来分析一下晋文公不会烧死的原因，仅从1、介之推在重耳出亡时的作用 ；2、重耳归国后的封赏原则；3、“烧山”的危害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晋文公会不会出此下策。
1、介之推在重耳出亡时的作用
晋乱后，晋贤公子重耳出亡列国以寻求帮助。
《史记》对此事记在较为详细：“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笔者注：《史记》说的这五个人与《左传》、《国语》略有不同，但均未将介之推列入“贤士”之内）。……重耳遂奔狄。……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言明跟随晋文公重耳出亡的“贤士五人”是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贤士”中并没有介子推之名。那么介之推究竟是什么人？原来还有“其余不知名者数十人”，“贤士”五人的事迹，在“出亡”中的表现都很抢眼。《史记》记载了以下几条著名的贤士决策：
“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首先经过的是卫国，但卫文公对他很不礼貌，只好离开卫国，在途中又向该国的“野人”即乡下人请求食物，那位乡下人拿了一块土，盛在食盘中送给他，带有很明显的戏弄他的意思。重耳很是恼怒，但“贤士”中的第一人赵衰却开导他，安慰他说这是你将来“得国”的象征，还让重耳“拜受之”，重耳也就隆重地拜受了这块“土”。从中可以看出赵衰的机警与豁达大度，随时给重耳和其他随从者以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赵衰、狐偃（咎犯）的重大决策。重耳在当时已经是“志得意满”、得陇望蜀了，对于他“意志衰退”到以致不可救药的行为，狐偃、赵衰与“齐女”定计，果断地“胁迫”重耳离开齐国。狐偃为此受到了重耳的怒骂、甚至遇到了重耳怒不可遏地要杀掉他的危险；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适诸侯礼待之，重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亡在外十余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这是赵衰的高见；以树立重耳的信心，防止重耳在流亡中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
重耳至秦，缪公以宗女无人妻重耳，故子圉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 ——司空季子的远见……在这件事情上，鉴于出亡十多年的经验，重耳在大事的处理上逐渐倚重狐偃和赵衰。如何接纳怀赢的问题，先是接受司空季子的建议，然后分别请教了狐偃和赵衰后才慎重地下了决心，采取了稳健而又隆重的迎娶怀赢的方式。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在为他归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得秦穆公“三平晋难”，确保重耳得到了统治地位并能够稳固。
以上“贤士”均能在重耳遇到大事的紧要关头劝谏重耳采取正确的做法或路线，可以说他们是重耳能够得以回国为君的关键人物，即后来重耳所谓的“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应该受“上赏”之人。
而对于介之推的记载，仅仅是“割股啖君”而已。
介之推“割股啖君”的性质是什么？——齐国的易牙亦能为齐桓公“好美味”而残忍地烹了自己的儿子以献给齐桓公——此类行为断不能算是“以大节事君”。
2、重耳归国后的封赏原则
晋文公归国后，作为一个几经磨难的贤德之国君，对自己能够归国，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从亡”将士制订“封赏三原则”：
《史记》载：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行三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阙者，此受下赏。三赏之后，若且及子。”大意是，在仁义道德的大节上能够帮助我的，应该受“上赏”；帮助我做事，始终不离不弃，最终成就大事业的受“次赏”；而只有“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即舍生忘死、不畏艰险的勇士也可以受“次赏”；而如果只能为他效力不能对他进行规劝、制止错误的人，应该受到“下赏”。至于“壶叔”等“从亡贱臣”则又在其下矣。
我们不难看出，重耳的“上赏”、“次赏”、“下赏”的标准十分严格而又合理，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一位历尽艰辛、有着清醒治国头脑的明君的雄才大略与赏罚严明的治理方略，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从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接受上赏的一定会是那“五位贤士”，而且别人也只能是口服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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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博客 2009/3/30 18:01:0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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