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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YMCA干事的口述采访和口述史在基督教研究中的意义探讨
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中，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宗教学界更多地使用的是文本资料和实物资料，在这些资料中，1949年前基督教会提供的介绍性资料和研究性资料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宏伟的目的和宗旨；1949年后基督教会配合形势提供的文本资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一个时期总是绝对只会有一种声音，一种主调，听不到普通会员或普通教徒的声音，没有这些历史的经历者的感受，这对历史来说，都是不完全的画面。口述资料能给历史留下另一种声音，一种更加鲜活、生动的历史资料，一种更赋予人性的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校正历史画面的视角。尤其对经历了20世纪风云变幻的基督教老人，口述历史学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询问受访者，询问他们过去从未想到的问题，激起人们对过去被遗忘或忽视历史的重新理解。”[9]
以中国基督教为主题进行的口述采访，据我所知，仅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学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1969年在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进行的在华传教士口述历史项目。它对15个机构的44名1949年前在华传教士的访谈，共3328页文本访谈记录。记录包括这些传教士的生平、传教工作的不同经历以及在中国传教的范围。每份文本都有对访问人的简短介绍、项目目的、方法和访问中的特殊发现，但口述对象均为外国基督教人士。
国内出版物与中国基督教历史有关的是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三联书店2003年），其中的《先锋女生：中华民国早期上海女子教育》是对上海地区教会中学的学生进行的采访，但它是从妇女独立、走向社会为主题进行的，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口述史，因此，中国基督教人士至今没有任何口述的记录。
鉴于口述史的优势，在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支持下，我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了以解放前曾在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任干事的老人进行了口述采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我现在进行的研究课题，希望通过口述采访扩大史料范围，尽可能地保存青年会更加鲜活、生动的历史资料，多角度、多渠道地理解和研究青年会的历史和作用。让口述资料为文本资料增加一些更加鲜活、生动、更加人性化的色彩，增加青年会历史形成、判断、价值的多元风格，希望老人们对我在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加以修正和补充。希望能丰富自己对基督教和青年会的感性认识，深化自己对研究课题的定位、感悟和把握。
计划采访15人，他们均为85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101岁，现已采访4人。由于今年“非典”的影响和老人的高龄，计划中15位老人中有一人去世，已采访4位老人中也已去世一位，更使我感觉任务的急迫和重要，希望能为他们留下一些声音，尤其是历经社会各种风波、又如此高龄身体矍铄、仍然开朗的老人。他们不仅是真诚的基督教徒，是最早走上职业化工作的老人，而且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秩序有所差异的基督徒。他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基本上与世隔绝、与世无争了，在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压力下的往事回忆，从主观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更加真实的声音。在老人离世之前，收录他们沉静但又充满激情的注视和寄托的语言，记录他们对人生、对世界、对教会的认识，是我的福气和运气。彼此之间有着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也许更有对历史共同负责的责任感，希望能道德性地填补一些，有价值地填补一些。虽然才开始不久，但我已感到受益良多。
采访不以时间和人物为顺序，而是以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为主题，围绕男女青年会曾从事经历过的事件，兼及采访人的身份背景和经历表现为提问依据。努力做到不采用诱导式提问，警惕自身文化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宗教宣传的影响；问题的答案也不能是简单的“是”或者“不是”，而是尽可能地挖掘被采访人的记忆和感悟。希望能以口述的方式，以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甚至不同性格的人的声音和经历、认识、体验，回答以上的各种问题，给思维留出无限、想象和感受的空间。
在沉载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出现在中国的，是与中国传统挑战的方式出现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和发展，在政治、外交处于非常时期的情况下，还有其传播和经历的特殊性。那么对从事基督教事业的基督徒口述采访就不仅带有历史学术的目的，而且带有对社会反思的双重目的，因为基督教和基督徒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本土化”和“差异化”都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声音也一定是“历史”的回声，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卓然出群。因为在这块我们热爱的土地上，确实还有沉重的国难和家仇问题，还有民族存亡和阶级压迫问题，还有政治民主和经济贫困问题。希望透过这样的个案来见证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表明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因为某种特殊的情况和条件，接受了某种文化的影响，在认识观、价值观和处理事情的原则和方式上和前人、周围的人有所不同和相同，这些不同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些不同点都是变迁的表征，这些不同点和相同点合起来可以使我们对于某一文化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对某一文化溶入其它文化中会引起的变化和影响的理解，为基督教对中华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影响有所佐证，只有在那块特定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出这样的生命群体。中华文化的历史是重视同化过程的历史，我们可以观察同化过程中的“差异性”问题，看同化的趋势中究竟为“多元文化”留出了多少生存空间。
口述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要改变一种历史的形成，通过口述，这些人可以直接变成书写者。这就使同一段历史有了两种声音，有了两种文本。做口述，不仅是要以此为参照来发现和校正文本的局限，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指出文本资料最深刻的缺陷，那就是文本资料中片面的话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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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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