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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是知识传播和记录历史的最古老的方法，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过程中被人们淡忘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史学观念的日趋“平等”和科学技术的介入，口述史（Oral History）应运而生。
口述史学向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它打破了单纯以文本资料为资源、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给思维拓展了空间，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填补文本资料的不足，校正认识偏差，而且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
我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了以解放前曾在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任干事的老人进行了口述采访。计划采访15人，他们均为85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101岁，现已采访4人。
在沉载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出现在中国的，是与中国传统挑战的方式出现的，在政治、外交的非常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和发展。那么对从事基督教事业的基督徒口述采访就不仅带有历史学术的目的，而且带有对社会反思的双重目的，因为基督教和基督徒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本土化”和“差异化”都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声音也一定是“历史”的回声。希望透过这样的口述个案来见证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表明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因为某种特殊的情况和条件，接受了某种文化的影响，在认识观、价值观和处理事情的原则和方式上和前人、周围的人有所不同和相同，这些不同点和相同点合起来可以使我们对于某一文化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对某一文化溶入其它文化中会引起的变化和影响的理解，为基督教对中华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影响有所佐证。中华文化的历史是重视同化过程的历史，我们可以观察同化过程中的“差异性”问题，看同化的趋势中究竟为“多元文化”留出了多少生存空间。
一、口述史的历史和口述与文本的差别和意义
口述是人类知识传播和史家记录历史的一种最古老的方法，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过程中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史学观念的日趋“平等”，史学研究范围从帝国将相扩展到寻常百姓；而科学技术的介入和发展，使“记录真实”成为真正的可能，口述史（Oral History）应运而生。早在1938年，口述史学的创始人阿兰·芮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就发表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主张开展历史的口述研究。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阿兰·芮文斯教授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这个概念，并在哥大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1]。从此，口述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50年口述史发展较慢，一方面是该学科仍处于筹建阶段，另一方面，音像技术尚未普及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1960至1966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在70年代，口述史学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口述历史评论》（The Oral History Review）、《口述历史杂志》（Oral History Journal）、《国际口述历史杂志》（Th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Journal）、《历史作坊》（History Workshop）等专业期刊相继出版。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成立；1974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成立。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以后定期在世界各地集会。1979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1985年，口述历史组升格为档案与口述历史馆，1996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2]。
口述方法在我国历史学界的运用由来已久，从孔子的《论语》到司马迁的《史记》、直到太平天国李秀成的“供词”都可以被认为是“我国传统口述历史的上品”[3]。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无论是50年代的民族识别、60年代的村史、方志整理和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实际都采用了口述的方法。但因为缺乏录音设备的参与，主要以笔记为主，加之形势、运动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影响到资料的可信度和持续性。但这些与我们今天称之为“口述史”仍然有相当的差别，其中最容易鉴别的是技术手段的使用，即是否采用了录音设备，是否能经得起日后的查询和质疑，而录音设备的使用也可以最大程度上防止传述的误差与篡改。
80年代后，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人普通人的自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台北侬侬杂志社1988年）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995年、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2003年）被认为是文学界运用了现代技术记录历史的有益尝试。80年代中期，杨立文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口述史选修课”，首次在我国高校系统介绍口述史学；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钟少华先生自1982年起对150位80岁至96岁的科学家进行了录音采访，出版了口述史专著《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
对中国历史人物最早进行现在口述采访的是唐德刚先生，他于1957年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史，已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等名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5年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开始访谈。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有条不紊地推进口述历史计划。至今已访谈了700多人，成稿一千多万字，自1982年起，以《口述历史丛书》的形式发表，至今已有70余种，访谈人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望族人家、妇女、原住民等，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俗节庆、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现在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香港博物馆19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比较集中的主题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4]。
总体来说，历史学界采用口述方式的比较少，许多历史学家对此的认识还局限于相对于文本资料的口述资料是否可信的观念上。人类学、社会学界对口述的采用更为普通和认同，“让他们表述他们的世界”，以解释研究者自身难以理解的“异族”、“异群体”的文化现象。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将目光投向文本资料，历史研究过程就是历史学家与他的证据之间的对话，其致命弱点是把历史事件看成是已经消失并且与调查研究无关的存在[5]。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墨守成规的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半个世纪以来，口述方法被史学界所采用，打破了单纯以文本资料为资源、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给思维拓展了空间，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填补文本资料的不足，校正认识偏差，而且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它给预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6]
口述历史主要表现的是有明显人文个性或地方色彩、有自身突出历史与文化特征的人文社会群体，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的基础上。他们的共同回忆在西方史学被称之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也叫“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包含了“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众记忆”[7]。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不见经传、甚至是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与思考。美国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重视集中在口述者的多元人文群体特征上，包括移民、妇女、同性恋、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美裔等。
口述历史改变传统史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使历史学家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历史学者成了采访者，“在重要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又发现自己已然离开了办公桌，分享着在人际交往上的经历。”从主观上讲，史学者要积极发挥自己能动的思考作用，不断改进调研水平和采访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讲，史学者要尽力减少个人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偏见，并充分调动口述者展开回忆的积极性。
以往的历史研究采用的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主要依据有限的文本资料和实物资料，而口述历史则采取了更为主动和接近历史的研究方式。口述史学家在制订口述计划和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有目的的查寻和“发现”历史。口述史学的“拓荒”功能是其视角开阔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促使史学家来塑造多种多样的独创性观点。“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8]
访谈形式是通过“他人”（即采访人）参与的过程，可以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口述史中的提问和对话形式可以帮助个人追踪和挖掘已经淡忘或丢失的记忆；访谈和对话可以增加双向“反省”的角度，对主述人和访谈人原有的思维构架和认知都会产生校正作用；但研究者特别要避免按自身文化做出阐释。
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本资料和实物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叙述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录音的方式，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并保存录音带。口述历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现在的口述史中，一般有三种形式：事件、人物和主题为中心。
在口述的方式里，由于时过境迁，当事人已从某种角度离开了当事，以回忆的方式述说以前的历史，不再是工作式的宣传、政策性的回答、批判性的辩解和控诉，虽然不能完全脱离情绪和认识，但相对摆脱了政策、宣传注脚的羁绊，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提供给读者的是主观真实性的口述资料。读者面对事实，也可以任凭自己被解放了的想象力去个性化的诠释事实，为逝去的历史提供另一种声音，一种主观真实的声音。从这些素白的事实里去分析，去总结，提炼出一个理论性的概括。这就是口述史料的两大基础之一－主观真实性，另一个是客观真实性。
它的客观真实性需要文本资料、实物资料的查证与核实。口述史料的查证工作必须同文本史料的考证工作结合起来，以确保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为了校正口述偏差，仅仅“口述”是不够的，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口述，应该是口述资料与文本资料的结合，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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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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