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环节
回顾上述工作,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从事口述史采访所应注意的问题至少有下列数点:
首先,需要提前准备好访问提纲,只有问题提出的越具体,采访对象才越容易回答。开始,我访问时,提出的问题比较抽象,相对宽泛,结果往往时间与精力花去不少,效果并不很理想。后来在写作中,心目中对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有了底细,这时还有哪些问题应该提出就比较明确了。于是,以后采访中,我基本都是目标集中,针对性地提出一二三四具体问题,结果立竿见影,颇有收获。
采访需要这样,若开展口述史工作更应如此。前面提到的“金若年口述历史”课题,尽管对于口述者的生平与经历我们已经了解的不少,但在设计申请前,我们还是与口述者进行了反复磋商,然后才制定了详细的采访提纲。那个提纲的要点,完全按照专著的章节体例,几乎就是成书后的目录。同时,对于采访进度,我们也列出了时间表。
其次,采访时千万不能带有个人倾向。我做《长编》,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由于我与谱主的特殊关系,使我无论到哪儿都能受到热情接待,尤其听了我绝对以客观态度努力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自述后,他们都非常理解,尽力告诉他们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不利的一面,恰恰也是由于我是谱主嫡孙,以至有个别时候,采访对象对我能否坚持客观心存怀疑,因而不愿触及某些一度敏感的问题。其实,我的确没有什么框框,思想也没有什么束缚,《长编》中写到1926年闻一多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大打出手一节,是过去无人提及的,而我则在《长编》中摘引了大量北京《晨报》的连续报导,最早完整披露这段史实。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而一个史学工作者最起码的准则就是尊重历史。
再次,通过采访获得的资料,还需要分析与鉴别。这是由于时间久远,访问对象难免记忆错位,这就需要使用访问资料时务必与文献材料相互参照,弄清楚自然最好,弄不清楚又有价值的,可以并列存疑,加以说明,给读者留下判断的空间。
最后,有必要提醒一下,即对一些至今仍存在不同认识的问题,或牵扯到人际关系的事情,要尽量避免直接提出。比如清华大学解聘刘文典一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毕竟刘文典是个大学者,曾经当面顶撞过蒋介石,并且抗战爆发后不远千里随校南迁云南边疆,其志可嘉。因此,当我还没有搞清刘文典的人际关系时,便贸然请教一位曾经有抵触情绪的老先生,尽管老先生的口气十分客气,但我知道自己碰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上面仅据个人在采访中遇到问题所联想到的一点体会,这方面,真正从事过口述史工作者的专家,体验肯定更多更深刻。
(2005年2月24日,北京慈云寺)
(原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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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 2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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